發表在《新青年》第一卷第一期的《敬告青年》一文，揭露了當時中國社會的種種黑暗，號召“敏於自覺勇於奮鬥之青年”，必須用“利刃斷鐵，快刀理麻”的堅定精神，同“陳腐朽敗”的思想決裂，從而推動中國社會前進。這篇具有發刊詞性質的文章，披露了激進民主主義者發動新文化運動的目的和宗旨。它以新的革命姿態，戰鬥在當時的文化思想戰線上。
初期的新文化運動以提倡民主與科學為中心內容，即要求民主，反對封建舊禮教、舊道德，反對君主專製和軍閥政治，宣傳科學，反對盲從迷信，反對偶像崇拜；主張文學革命，提倡新文學和白話文，反對舊文學和文言文，反對八股教條。
當時的激進民主主義者把西方的民主、自由、平等、博愛看作“近世文明”的精華，將民主、人權、解放等同起來，認為民主就是人權，就是解放。他們主張：必須“破壞君權，求政治之解放也。否認教權，求宗教之解放也。均產說興，求經濟之解放也。女子參政運動，求男權之解放也”。他們認為隻有科學才能把人民從愚昧、迷信、想象和武斷中解放出來，以達到所謂的“宇宙人生真正契合”。
新文化運動對中國幾千年來被當作神聖不可侵犯的封建道德和傳統觀念，進行猛烈抨擊。認為“蓋共和立憲製以獨立、平等、自由為原則，與綱常階級製為絕對不可相容，存其一必廢其一”，簡直是你死我活，形同水火。並把矛頭對準封建禮教、道德、傳統觀念最集中的代表——孔子學說，喊出了“打倒孔家店”的革命呼聲，使長期處在宗法製度和封建思想禁錮下的文化思想領域，出現一掃萬馬齊喑的局麵。
新文化運動主張文學革命，反對“雕琢的、阿諛的貴族文學”和“迂晦的、艱澀的山林文學”，建設“明了的、通俗的社會文學”。把文學的內容和形式方麵的革命，同宣傳民主與科學，同反對專製政治、宗法思想密切聯係起來，構成新文化運動不可缺少的—個組成部分。
魯迅是真正把文學革命從內容到形式結合起來的最好典型。他用小說和雜文深刻地揭露了宗法製度和封建舊禮教的罪惡，辛辣犀利地“刺破舊中國的臉”。他的第一部以白話文形式出現的小說《狂人日記》，是一篇討伐封建主義的戰鬥檄文。魯迅的作品使新文化運動反封建精神進一步發揚。
《新青年》主編陳獨秀，為新文化運動時期有很大影響的人物。陳獨秀在傳播西方的民主與科學，反對中國封建傳統思想；提倡文學革命，反對舊文學、文言文等方麵，起著“革命的前驅者”(魯迅：《“呐喊”自序》)的作用，曾被當時青年譽為“良師益友”。在當時他是一個有很大影響的馬克思主義宣傳者，並在一九二○年前後寫了許多文章宣傳馬克思主義。但是，他過分推崇西方文化，輕視人民群眾力量，以至於後來被革命的深入發展所拋棄。
《新青年》另一編者李大釗，是新文化運動的主要倡導者之一。在新文化運動初期，他積極投入反封建主義思想的鬥爭，宣傳民主思想和科學真理。尤以充滿信心、希望和樂觀主義的激情，謳歌“青春中國”的“再生”，號召青年“衝決過去曆史之網羅，破壞陳舊學說之囹圄”，為“索我理想之中華”而奮鬥。由於這種追求先進真理，向往光明未來的革命精神，使李大釗在1917年十月革命以後，能夠很快接受馬克思主義，並成為馬克思主義在中國最早的傳播者之一。
此外，像吳虞、錢玄同、劉半農、易白沙和蔡元培等人，都在不同方麵對啟蒙運動作出貢獻。當時的資產階級學者胡適，也在這個反封建文化的陣線之內，對白話文運動起過一定作用。
初期新文化運動仍然屬於舊民主主義範圍，也存在一些嚴重的缺點。正如毛主席所指出的那樣，當時的激進民主派“還沒有馬克思主義的批判精神，他們使用的方法，一般地還是資產階級的方法，即形式主義的方法”。盡管如此，它對於長期統治中國人民的封建思想堡壘，發動了威力空前的進攻，啟發了人民群眾的民主主義覺悟，掀起追求真理的熱潮，充分發揮了思想解放的啟蒙作用，為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準備了思想條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