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克思主義信仰和理論創造力使毛澤東行政決策思想具有巨大的理論張力。1936年毛澤東對斯諾說：“1920年冬……我一旦接受了馬克思主義對曆史的正確解釋後，我對馬克思主義的信仰就沒有動搖過。”毛澤東對馬克思主義的堅定信仰不僅表現在毛澤東對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和重要觀點的堅持和繼承上，也表現在毛澤東對“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努力和巨大成就。在1938年的六屆六中全會上，毛澤東明確提出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重大命題。他指出，“馬克思主義必須和我國的具體特點相結合並通過一定的民族才能實現……離開中國特點來談馬克思主義，隻是抽象的空洞的馬克思主義”。因此，使“使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具體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現中帶著必須有的中國的特性，即是說，按照中國的特點去應用它”，“必須將馬克思主義的普遍真理和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完全地恰當地統一起來，就是說，和民族的特點相結合，經過一定的民族形式，才有用處，才不能主觀地公式地應用它”。這實際上就是自覺地用馬克思主義為指導進行理論創造。理論創造的目的是為了指導中國的革命和建設。正如毛澤東所說：“對於馬克思主義的理論，要能夠精通它、應用它，精通的目的全在於應用。如果你能應用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觀點，說明一個兩個實際問題，那就要受到稱讚，就算有了幾分成績。被你說明的東西越多，越普遍，越深刻，你的成績就越大。”李達在回憶時說：“當時的同誌對於馬克思主義的唯物史觀，剩餘價值論，階級鬥爭說，大體上是懂的，對於馬克思主義在中國革命中的具體應用，卻是不會。至於中國革命理論的研究工作，卻還不曾開始。但在這一群人中，有一個特殊的人物，那就是毛澤東。毛澤東對於馬克思列寧主義好學深思、實事求是。他閱讀那些介紹馬克思列寧主義和蘇聯的著作，總是細心體會，那些著作中的理論在中國究竟如何應用？如何適合於中國的國情？他每讀一篇文章或一本書，總能得到相當的益處，最主要的地方，是結合中國的實際去讀，這是別的同誌所不及的地方。”正是毛澤東這種將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與中國的革命和建設的具體實踐結合的努力，才使得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具有活力；正是這種不囿於前人，不迷信權威，實事求是的巨大理論創造力，才使得毛澤東行政決策思想既堅持了馬克思主義方向，又具有巨大的理論張力，能夠與時俱進，不斷發展。
毛澤東堅毅果敢的個性也是毛澤東行政決策思想形成的重要影響因素。毛澤東自小就不甘束縛，勇於反抗。他不喜歡束縛，討厭各種陳規陋習。當他8歲進入私塾讀書時，學堂裏學習的全是四書五經之類經典，而教師隻叫學生死記硬背，不予講解。毛澤東對此十分厭倦。於是他把自己喜愛的《三國演義》、《水滸傳》等曆史小說壓在經書下麵偷偷閱讀，毛澤東常常“引用經書裏的話來作自己有力的論據”。1910年，毛澤東就表達一心向學、誌在四方的決心：“孩兒立誌出鄉關，學不成名誓不還，埋骨何須桑梓地，人生無處不青山。”在長沙一師學習時，毛澤東又寫下“自信人生二百年，會當水擊三千裏”的豪言壯語，顯示出他不同凡響的宏偉氣概。同時，他還經常與同窗好友“指點江山，激揚文字，糞土當年萬戶侯”。正是這種宏大的抱負，淩雲的壯誌，果敢的個性，使得毛澤東的行政決策有很大的氣魄。如果不能理解毛澤東的個性，就不能充分了解毛澤東行政決策思想的基本內涵。
2.1.2毛澤東行政決策思想的形成過程
毛澤東行政決策思想是毛澤東在長期的中國革命與建設實踐中逐步形成、不斷發展、逐漸完善起來的，它有一個萌芽、形成、發展、成熟和新的探索這樣一個不斷發展和完善的過程。
第一，中國共產黨創建伊始和國民革命時期，是毛澤東行政決策思想的萌芽時期。在這個時期，毛澤東逐漸擺脫對康有為、梁啟超等君主立憲和改良思想以及歐洲一些無政府主義思想的牢籠和束縛，而逐步形成了自己的判斷和認識。同時，毛澤東完成了從一個民主主義革命者到共產主義者的轉變。1920年夏天，“在理論上，而且在某種程度的行動上，我已成為一個馬克思主義者了，而且從此我也認為自己是一個馬克思主義者了”。從此，毛澤東便不斷地從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那裏吸取了先進的行政決策思想，並不斷地運用於革命的實踐。從實踐上來說，毛澤東領導的井岡山鬥爭以及毛澤東同黨內“左”右傾機會主義路線的鬥爭促進了毛澤東決策思想的萌芽。
第二，土地革命、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初期（1947年秋季以前），是毛澤東行政決策思想逐漸形成時期。這20年間，從秋收起義到建立革命根據地，從瓦窯堡會議到開辟敵後戰場，從抗戰勝利到重慶談判，毛澤東的行政管理實踐經驗更加豐富，行政決策思想在理論上逐漸成熟。1930年蘇維埃共和國成立時毛澤東當選為主席，開始了地區行政管理。後來由於黨內“左”傾錯誤，剝奪了毛澤東的軍事指揮權，而讓毛澤東“安心”從事後方工作，主要是根據地的行政管理工作。這一時期的“靠邊站”，為毛澤東後來的行政管理決策思想的形成積累了豐富和寶貴的實際經驗。但是，這些行政管理隻是一種地區的行政管理，其所管轄的區域尚局限於根據地而不是全國的範圍。
第三，1947年秋至1954年是毛澤東行政決策思想的發展時期，在這個時期毛澤東的行政管理開始由地區性的管理擴展到全國性的行政管理。1947年2月，毛澤東預告全國人民“中國時局將要發展到一個新的階段。這個新的階段也即是全國範圍的反帝反封建鬥爭到新的人民大革命階段”。這個新的階段也是毛澤東國家行政管理的序幕，從此毛澤東的行政管理實踐開始走向全國。1947年，人民解放軍開始了戰略上的全麵大反攻，軍事上全國範圍內的大進攻，必然要求全國範圍內的通暢的行政管理予以確實的支持和保障。1947年秋，毛澤東在《解放戰爭第二年的戰略方針》中指示：“在一切新老解放區必須堅決實行土地改革（這是支持長期戰爭取得全國勝利的最基本條件），發展生產，厲行節約，加強軍事工業的建設，一切為了前線的勝利。”這也標誌著毛澤東行政決策思想已由一地區的局部經驗上升到了全國範圍內的大行政管理。隨著革命鬥爭的勝利，毛澤東便開始思考全國性的行政管理問題，這一時期主要探索的是中央和地方的利益關係問題。1952年的大區合並就體現了他的這一思想。
第四，毛澤東行政決策思想的成熟則是1954年新憲法製定以後及當時的國家行政管理改革。這一時期毛澤東關注的是如何建立能夠迅速發展社會生產力、充分調動廣大人民群眾建設社會主義積極性的行政管理體製。為此，毛澤東進行了全新且艱辛的全麵探索。先後有1958—1959年、1965年、“文革”時期的大規模行政改革，目的是要“形成了自上而下的以中央為主的、與計劃經濟相一致的部門管理體製”。這個時期的毛澤東的另一個探索重點是如何處理中央和地方的關係問題。毛澤東主張在中央統一領導、全國一盤棋的前提下，各地“因地製宜，各搞一套”，堅持統一性和獨立性的有機統一。“中國應該學美國把責任和財富分散到五十個州的那種發展辦法，中央政府不能什麼都幹。中國必須依靠地區和地方的積極性”。《論十大關係》集中體現了毛澤東對行政管理體製的新思考，既維護中央的權威，又適當地分權調動地方的積極性。在中央與地方利益關係上，毛澤東認為中央必須代表、維護整個國家根本利益、長遠利益，同時兼顧、尊重和保護地方利益。在政治上、經濟上都給地方相當大的自主權，以便地方能根據當地的實際情況靈活自主地開展工作，調動地方的積極性，中央則集中精力管好全國的事情，加強統一領導和宏觀調控，而盡量少直接幹涉地方事務，保護地方的積極性。
2.1.3毛澤東行政決策思想的理論淵源
毛澤東決策思想的理論淵源主要有：一是馬克思列寧主義，這是毛澤東決策思想的指針，他的整個決策思想都是以馬克思列寧主義為指導的；二是近代新興資產階級的決策思想，尤其是孫中山的決策思想，這是毛澤東行政決策思想的重要養分；三是中國傳統的決策思想，這是毛澤東決策思想具有鮮明的民族特色的重要原因。
毛澤東決策思想是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根據馬克思列寧主義基本決策原理，對中國長期實踐中一係列獨創性的決策經驗作出的理論概括，是馬克思列寧主義決策思想在中國創造性的具體運用，是對馬克思列寧主義決策思想的繼承和發展，屬於馬克思主義思想體係的範疇。馬克思列寧主義決策思想是毛澤東決策思想的主要來源。馬克思主義決策思想是馬克思主義的重要內容，蘊含於馬克思主義哲學、政治經濟學、科學社會主義三大組成部分之中。它闡明了無產階級革命決策的普遍原理，為無產階級及其政黨提供了決策的理論依據和一般方法。毛澤東決策思想的基本原理、原則都源於此。在這些原理中，特別是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關於無產階級的戰略策略的論斷對毛澤東決策思想更是有直接影響。如關於“共產黨為工人階級最近的目的和利益而鬥爭，但是他們在當前的運動中同時代表運動的未來”的論斷；關於爭取群眾的真正多數是策略的實質，是唯一合理的策略基礎的論斷；關於無產階級革命要聯合小資產階級的論斷；關於無產階級革命要“支持進步階級和關心進步政黨”的論斷；關於革命要“利用矛盾”論斷；關於要承認和掌握一切不同的鬥爭手段和方法的論斷；關於策略的變換的論斷；關於為掌握主動，可以同魔鬼結成聯盟、締結協定的論斷；關於要正確選擇發動攻擊的論斷；關於要全部政治生活就像由一條無窮無盡的環節組成一條複雜的鏈條，要善於找出和緊緊抓住鏈條中的主要環節，把整個鏈條拖向一個總目標去解決任務的唯一正確策略的論斷等等，這些都奠定了毛澤東戰略決策理論與方法的基礎。
毛澤東決策思想是中國化的馬列主義的決策思想，是適合中國國情的領導決策思想，是被實踐證明了的關於中國革命和建設的正確決策理論原則和科學方法的總結。毛澤東決策思想是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產生、形成、完善和發展的，總結了中國人民百餘年反帝反封建鬥爭的曆史經驗，這其中就包括舊民主主義革命失敗的經驗教訓。毛澤東決策思想的很多成分來源於孫中山的新三民主義學說及其決策思想。孫中山先生領導了辛亥革命，創立了三民主義和“聯俄、聯共、扶助農工”的三大政策以及“必須喚醒民眾，及聯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奮鬥的觀點”，對毛澤東決策思想影響很大。辛亥革命對毛澤東和中國共產黨人有著深刻的影響，毛澤東曾經明確指出：“研究中國共產黨的曆史，還應該把黨成立以前的辛亥革命和五四運動的材料研究一下。不然就不能明了曆史的發展。”同時，孫中山先生的政治思想也深深地影響著毛澤東和共產黨人，正如毛澤東所言，孫中山“在政治思想方麵留給我們許多有益的東西”。毛澤東依據馬列主義，批判吸收三民主義，提出了“幾個反帝國主義的階級聯合起來共同專政的新民民主主義國家”的政治綱領；依據馬列主義，批判吸收孫中山的“節製資本”和“平均地權”的民生主義思想，提出了“中國的經濟，一定要走‘節製資本’和‘平均地權’的路，決不能是，少數人所得而私，決不能讓資本家和少數地主操縱國民生計”，而要實行沒收官僚資本歸國家所有，沒收地主土地歸農民所有，保護民族工商業的新民主主義經濟綱領，等等。這些都與孫中山先生的思想有著密切的聯係。在新民主主義革命勝利的前夕，毛澤東在《論人民民主專政》一文中著重指出：“孫中山死去24年了，中國革命的理論和實踐，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之下都大大向前發展了，根本上變換了中國的麵目。到現在為止，中國人民已經取得的主要的和基本的經驗，就是這兩件事：（一）在國內喚起民眾。這是團結工人階級、農民階級、城市小資產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在工人階級的領導下，結成國內統一戰線，並由此發展到建立工人階級組建的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的國家；（二）在國外，聯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和各國人民，聯合其他國的無產階級和廣大要民，結成國際統一戰線。”由此可見孫中山的資產階級革命決策思想同毛澤東決策思想的聯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