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鄧小平決策思想是當代決策思想的精華，是指導當代中國決策的重要理論依據，是中國改革開放事業在21世紀的全麵發展和繁榮的指針。通觀毛澤東鄧小平決策思想，我們可以看到：效率是其核心，公平是其關鍵，發展是其目的，人民的利益則是其出發點和歸宿。探究毛澤東鄧小平決策思想，對當代中國的決策實踐和中國社會全麵發展，對政治文明與製度文明建設，都具有十分重要的現實意義。
2.1 毛澤東行政決策思想的形成背景
2.1.1 毛澤東行政決策思想形成的曆史背景
馬克思、恩格斯指出：“一切劃時代的體係的真正的內容都是由於產生這些體係的那個時期的需要而形成的。所有這些體係都是以本國過去的整個發展為基礎的，是以階級關係的曆史形式及其政治的、生產自救的、哲學的以及其他的成果為基礎的。”毛澤東決策思想是20世紀中國政治、經濟、文化、社會發展的產物，是中國革命和建設的客觀要求。
2.1.1.1 毛澤東行政決策思想形成的宏觀背景
毛澤東行政決策思想形成的宏觀背景主要從時代、政治、經濟、文化等宏觀層麵的角度進行考察，主要表現為：
第一，時代背景。毛澤東決策思想成型、成熟於20世紀前、中期，其時代的主要特點是“戰爭與革命”。這種時代背景在很大的程度上影響了毛澤東決策思想的內容和主題。20世紀的兩次世界大戰和風起雲湧的民族革命運動刺激了毛澤東決策思想的產生。俄國的十月社會主義革命擊碎了帝國主義鏈條上最薄弱的一個環節，開辟了無產階級社會主義革命的新時代，給中國帶來了馬克思主義，為中國革命指明了一條新的道路。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廣泛傳播，使毛澤東決策思想形成有了重要的理論依據。同時，中國革命鬥爭如火如荼地開展，急需要一種指導具體革命鬥爭的決策理論。中國革命鬥爭的複雜性和嚴酷性使得中國革命不能原樣走“俄國人的路”，而必須走“自己的路”，這就需要一種決策指導理論。毛澤東決策理論就是在這種需求中產生的。
第二，政治背景。20世紀上半葉的世界和中國政局，是毛澤東行政決策思想產生和形成不可忽視的影響因素。考察毛澤東行政決策思想不能不結合整個世界和中國的政治局勢。從1840年鴉片戰爭開始，中國開始淪為半封建半殖民的國家。各種政治勢力紛紛粉墨登場，各地軍閥為自己的地盤而混戰不息，政治鬥爭異常激烈。在這種情勢下進行革命鬥爭，就必須善於尋找自己的盟友，毛澤東本人也有著這種自覺。他清楚地知道“誰是我們的敵人？誰是我們的朋友？……不可不注意團結我們的真正的朋友，以攻擊我們的真正的敵人。”毛澤東的這種階級分析和建立革命統一戰線的思想就是適應這種政治嚴酷鬥爭需要的產物。同時，由於帝國主義侵略和國內各派反動統治者之間的明爭暗鬥形成的混亂、複雜、恥辱的政治局麵，加深了毛澤東的民族危機感和階級敵友感，賦予了毛澤東決策思想強烈的民族性和階級性。
第三，經濟背景。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任何理論的形成總與當時的經濟基礎息息相關，毛澤東的行政決策思想也不例外。毛澤東的行政決策思想映射了大量的經濟基礎內容。毛澤東行政決策思想的經濟基礎首先是“新民主主義的經濟”。這種經濟基礎的生產力是發達的，生產關係是靈活、自由和富有生命力的。但由於戰爭的環境和反動派的經濟封鎖，這種先進的生產關係並沒有得到應有和充分的發揮。當時西方世界普遍地“樂觀”宣布“共產黨中國將在軍事鬥爭的勝利下迅速在經濟建設中毫無希望地失敗”。在這樣嚴酷的經濟背景下，毛澤東非常重視經濟建設。這種重視經濟建設的思想大量地映射到行政決策思想上來，使毛澤東行政決策思想具有鮮明的經濟性。正如毛澤東在1949年七屆二中全會上指出：“從我們接管城市的第一天起，我們的眼睛就要向著這個城市的生產事業的恢複和發展”，其他工作“都是圍繞著生產建設這一中心工作並為這個中心工作服務的”。
就井岡山和延安根據地時期來說，在中國最惡劣的生存條件下，滿足幾十萬軍民的生活和戰爭需要是一項艱巨的工作。沒有成功的經濟管理能力，要確保根據地的長期生存是不可想象的。新中國成立之初，中國根本沒有值得一提的工業基礎，甚至連燈油也要靠進口。經過28年的高速工業化，中國成功建立了較為完善的工業體係。1952年，工業占國民生產總值的30％，農業占64％；而到1975年，這個比率顛倒過來了，工業占國家經濟的72％，農業則僅占28％了。在毛澤東領導下中國的工業總產值增長了30倍。
值得一提的是，所有這些成就是在國際環境惡劣、大戰不斷的情況下，通過自力更生實現的。在毛澤東逝世時，既沒留下外債，也無通貨膨脹，這在發展中國家是極其罕見的。由於新中國成立初期國民生產總值基數低，即使保持10%的年增長率也難以支持如此快速的工業化進程，支付如此龐大的教育、福利和軍費開支。
正如莫裏斯?邁斯納所說：“毛澤東時代遠非現在普遍傳聞中所謂的經濟停滯時代，而是世界曆史上最偉大的現代化時代之一，與德國、日本和俄國等幾個現代工業舞台上的主要後起之秀的工業化過程中最劇烈期相比毫不遜色……如果沒有毛澤東時代發生的工業革命，與鄧小平一同出名的經濟改革家們將找不到他們要改革的對象。”
第四，文化背景。文化是影響毛澤東行政決策思想的重要因素。毛澤東行政決策思想是中國優秀傳統文化和世界先進文化的有機聚合。從毛澤東光輝的行政決策思想中我們可以看到中國傳統文化的精髓，同時也能品味到世界其他優秀文化的餘香。毛澤東長期致力於構建“民族的科學的大眾的文化，就是人民大眾反帝反封建的文化。”他非常重視文化的作用和文化的建設，他說“革命文化，對於人民大眾，是革命的有力武器。革命文化，在革命前，是革命的思想準備；在革命中，是革命總戰線中的一條必要和重要的戰線。”1956年，為繁榮社會主義文化，毛澤東提出了“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社會主義文藝方針。通觀毛澤東的行政決策思想，我們可以發現毛澤東行政決策思想中有大量的文化決策內容，同時其自身也是在優秀文化指導下的實踐。中國古代的愛國主義、民族主義以及貴民輕君重社稷、親民廉政、勤政愛民、行教化、施仁政等優秀元素都可以在他的決策思想中找到，同時又能發現以馬克思主義為代表的世界優秀文化的痕跡，如辯證統一的思想、矛盾鬥爭的思想、新經濟建設思想等。
2.1.1.2毛澤東行政決策思想形成的微觀背景
毛澤東行政決策思想的形成不僅受宏觀背景的影響，也與毛澤東個人的生活經曆和經驗分不開。可以說，宏觀背景決定了毛澤東行政決策思想的內容和大方向，毛澤東的個人生活經曆則決定了他決策思想的個性和特色，如堅強果敢的個性、矢誌不渝的信仰、廣博淵深的學識和身體力行的經驗都對毛澤東的行政決策思想產生了重要的影響。
淵深的學識和深厚的傳統文化功底為他從事行政管理提供了種種便利，也為他創造毛澤東行政決策思想準備了堅實的知識背景，同時也使毛澤東行政決策思想具有鮮明的傳統價值和民族色彩。毛澤東決策思想體係的形成主要是綜合性的，它的淵源或者說來源是多方麵的，它來源於中國傳統文化，其中儒家文化影響頗大，它注重儒家文化的社會功利性，深受湖湘文化的影響。周恩來曾不無感慨地指出：“毛澤東是在中國的土壤中生長出來的巨大人物。”“毛主席開始很喜歡讀古書，現在主席做文章、講話，常常運用曆史經驗教訓，運用得最熟練。”讀古書使他的知識更廣博，使得以他的思想為代表的毛澤東思想成為具有中國特點的馬克思主義——從內容到形式，都深深地打上了中國傳統文化的烙印。“他讀書的範圍十分廣泛，從社會科學到自然科學，從馬列著作到西方資產階級著作，從古代的到現代的，從中國的到外國的，包括哲學、經濟學、政治、軍事、文學、曆史、地理、自然科學、技術科學等方麵的書籍以及各種雜書。”“據不完全統計，進城後（1949年）到1966年9月，毛澤東先後從北京圖書館等單位借閱的圖書達2000餘種，5000餘冊。僅1974年一年，借閱北京圖書館等單位的書刊就有近600餘種，1100餘冊。”正是毛澤東的這種孜孜不倦的學習精神，使他博古曉今，積澱了深厚的傳統文化功底，也使他在進行行政決策時能以史為鑒，借鑒曆史上行政管理的得失。
儒家文化是毛澤東決策思想的根基。有學者從儒家文化、湖湘文化等層麵剖析這些傳統文化對毛澤東思想的重要影響。毛澤東從8歲開始到17歲所上私塾都是學的孔孟儒家一套經典文化，他雖更喜歡讀《水滸傳》、《三國演義》等通俗文學，但出於私塾先生的強製要求下，他能背誦《四書》，可見中國文化按傳統方式注入他幼小的心靈，形成最初也是最深層中國傳統文化的理論基礎。他曾說過:“關於中國古代帝王堯、舜、秦皇、漢武的記載，使我向往，我讀了許多有關他們的書。”他對儒家的大同思想、民本思想，以政治功利為核心，關心民生疾苦，追求高尚道德和重視人的精神力量的讚揚都是十分明顯的。他對德業俱全、在文學上造詣頗深的範仲淹、曾國藩的欽佩，也表現了他對儒家理想人物的追求。1912年至1918年在長沙的省立一中、湖南第一師範學習時，他對儒家文化產生了濃厚興趣，從現存的有關信件、文章來看，他喜愛的功課有國文、修身和曆史、地理，還有學習先秦哲學、楚辭漢賦、史記漢書、唐宋古文、宋明理學及顧炎武、王夫之等愛國思想家的讀書筆記。他很重視“國學”的研究，尤其對《韓昌黎全集》和梁朝太子蕭統的《昭明文選》以及諸如《禦批通鑒輯覽》、《資治通鑒》和《讀史方輿紀要》都研讀很熟。
湖湘文化“經世致用”思想對毛澤東思想形成與發展具有重要影響。由南宋胡安國、胡宏父子開創的湖湘學派和隨後王夫之、魏源、曾國藩、譚嗣同等代表人物形成的湖湘文化傳統，都以“經世致用”作為救國救民的主要思想，湖湘文化中“經世致用”思想其主要內容和精神也是從儒家文化傳承而來，它實質上是儒家強調教化，注重社會功利性的發揚和擴展，它在中國傳統文化向近代文化轉型過程中起了積極作用，對毛澤東強調實踐和實用的決策思想的形成也起了相當重要的作用。楊昌濟是毛澤東探求學問，樹立遠大誌向和高尚道德的引路人。王夫之是我國明末清初的重要思想家、學問家，他堅決主張以“經世致用”的態度讀經學史，其知行觀代表了中國古代認識論的最高成果，它通過楊昌濟直接影響了毛澤東，成為了毛澤東重視實踐的知行觀和實事求是思想的一個來源和初層基礎。毛澤東在《講堂錄》中有記載楊昌濟教導下的“經世致用”思想:“真精神，實意做事，真心求學”、“精神心思，愈用愈靈”、“古者為學，重在行事”，在學習方法上，突出從實踐中學習:“閉門求學，其學無用，欲從天下國家萬事萬物而學之，則汗漫九垓，遍遊四宇尚已。”正是由於湖湘文化中“經世致用”思想的熏陶，使毛澤東逐漸養成了務實的決策思想。毛澤東說過：“愚於近人獨服曾文正焉”，早年深受曾國藩思想的影響。曾國藩是湖湘文化的典型代表，湖湘文化的精髓就是“經世致用，敢為人先”。誌向遠大、豪氣衝天的毛澤東，“獨服曾文正”，因為認同他的經世致用的思想。
豐富的行政管理實踐經驗是毛澤東行政決策思想形成的現實土壤。毛澤東長期居於黨中央的領導核心層，在領導革命鬥爭的過程中積累了豐富的行政管理實踐經驗，這是毛澤東創建毛澤東行政決策思想的根本實踐基礎，也是毛澤東超越陳獨秀、孫中山等人的重要基礎。陳獨秀對毛澤東有著深刻的影響，毛澤東曾稱讚陳為“思想界的明星”，“具有至堅精神”，是當時“很有影響的社會主義宣傳者和黨的發起者”。陳獨秀後來犯了右傾投降主義錯誤，原因可能在於陳獨秀對中國革命的具體情勢把握不足。從管理實踐的角度來講則可能在於陳獨秀當時並沒有行政管理的實際經驗。孫中山先生是“偉大的革命先行者”，他提出“民族、民權、民生”的三民主義和“行政、立法、司法、考試、監察”五權法案，並設計了以實現資產階級共和國為理想的有步驟的新中國成立方案，即“軍政、訓政、憲政”。孫中山樂觀地期待“將來中華民國的憲法是要創一種新主義，叫做‘五權分立’。不但是各國製度上所惟有，便是學說史上也不多見，可謂破天荒的政體”。孫中山的這些行政思想具有很大的進步性，但卻不能得到實現，主要原因是孫中山沒有看到帝國主義列強不允許中國走資本主義富國強兵的道路的事實，沒有全麵分析中國民族資產階級的軟弱性和妥協性。與孫中山先生不同的是，毛澤東能清楚地看到中國革命的實質，又能躬耕於政權建設。因此他的行政決策思想是他對中國行政管理實踐的經驗總結和理論創造，既來源於實踐，又高於實踐，並能在指導實踐中得到檢驗和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