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歐、梅等人的影響下，文人們以賦為文的風氣很濃，連一些史學家、政治家、理學家和經學家如司馬光（1019—1083）、王安石（1021—1086）、周敦頤（1017—1073）、張載（1020—1077）、王回（1024—1065）等人，也都寫起賦來。如司馬光的《交趾獻奇獸賦》《靈物賦》，王安石的《龍賦》《思歸賦》，周敦頤的《拙賦》，張載的騷體賦《鞠歌》以及王回的《駟不及舌賦》等，都更加增強了議論說理的成分，以宣傳他們理想中的思想、道德和情操。特別是司馬光的《交趾獻奇獸賦》，簡直就像一篇有韻的議論文。在他們的影響下，宋人好議論、說理的風氣，賦作中尚理的傾向，得到了更大的煽揚和發展。
蘇軾（1037—1101）在宋神宗時繼歐陽修而成為文壇領袖，時為北宋中後期。他是北宋詩詞文賦最有成就的集大成的作家，也是由唐賦向宋賦轉變過程中影響最大、成就最高、代表性最強的人物。他學識淵博、多才多藝，性格豁達、才氣縱橫。其詞，開創了兩宋詞壇的豪放詞派；其文，與其父蘇洵、弟蘇轍在後世被歸入“唐宋八大家”。但是，由於他的思想駁雜，論事立說、剖析物理和為人處世也常出入於儒、道、釋諸家學說之間而與眾不同，因而不僅與前後的執政者王安石、司馬光的政見不同，而且也與當時的理學家程顥、程頤等人的思想相左。他本來是鼓吹整頓朝綱、改革弊政的，但當王安石全麵推進新法時，他卻主張維持祖宗的某些舊製；後來司馬光執政，元祐黨人盡去新法，他又認為新法不宜完全廢除。這些出入於儒家中庸而又以我為是的政治態度，致使他在變法與反變法的鬥爭中遭受到了極大的政治磨難，仕途坎坷，曆盡沉浮，生活道路也曲曲折折，極不穩定。頻繁的貶調，使他幾乎走遍了當時北宋統治的大半個中國；諷刺新法、議論朝政的詩文語句，也使他蒙受了“烏台詩案”的苦痛。好在，他不依附權貴，也不熱衷於權勢，自有一種與世無爭、超然物外的灑脫、豁達的心胸和風貌。由於他的思想和性格與眾不同，在文學創作上也具有了自己獨特的觀點和主張，具有了自己獨特的思想和風貌。他繼承了前人的傳統，又力圖擺脫前人的局限，從而響亮地提出了“出新意於法度之中，寓妙理於豪放之外”（《書吳道子畫後》）的口號，以“意”作為文學創作的最高境界。他的賦，今存近三十篇，有律賦、騷賦，更多的是散體賦。這些賦，思想開闊，胸襟曠達，對人情事理具有深刻的辨識，富有強烈的主觀抒情言理色彩，字裏行間充滿著深邃的思辨和生活的睿智，行文如行雲流水，體製不拘一格，語句參差錯落，手法變化無窮，正如他自己所說“常行於所當行，常止於所不可不止”（《與謝民師推官書》），使讀者具有無限的美感和雋永的回味。著名的《赤壁賦》，“學莊騷文法，無一句與莊騷相仿，非超然之才、絕倫之識不能為也”（謝枋得《文章軌範》卷七），可以說是通於造化而非人力的“奇妙之作”（吳汝綸語，見《評注古文辭類纂》）。它把情與景、主觀與客觀、古與今、幻想與現實融為一體，給我們創造了一個情深理邃的藝術境界。其他如《灩澦堆賦》《秋陽賦》《屈原廟賦》《黠鼠賦》《昆陽城賦》等等，或思想見解新穎獨特，或藝術表現精巧奇異，都給宋代文賦的花園增添了色彩。一句話，蘇軾的賦作，既繼承了前人的優秀傳統，又開拓了兩宋文賦特有的精神風貌，從而確立了兩宋文賦在中國賦史上的重要地位。
在蘇軾的影響下，他的弟弟蘇轍（1039—1112）、少子蘇過（1072—1123）、“蘇門四學士”黃庭堅（1045—1105）、秦觀（1049—1100）、張耒（1054—1114）、晁補之（1053—1110）以及他的親友文同（1019—1079）等，也都寫出了一些優秀的賦作，並進一步繼承發展了蘇軾的賦風。本來蘇軾的賦作反映重大社會問題、直接抨擊現實生活的就不多，到了後繼者時，由於文網日漸嚴密，由於新舊黨爭的激烈，特別是由於蘇軾“烏台詩案”、蔡確（1037—1093）“車蓋亭詩案”的打擊，雖然當時的社會矛盾已極為激烈、尖銳了，但他們麵對現實、揭露矛盾的膽識和勇氣卻越來越小了，隻有某些作品，還能夠正視現實。蘇轍的賦，無論是氣勢還是成就都不如其兄，同題的《屈原廟賦》也不如其兄論述透辟，語言有氣勢，但以屈原生不見用和死後從舜、出言無忌相對比，就含有批判專製製度的意義。他的《黃樓賦》雖不如秦觀的同題之作寫得那麼簡練，但寫水患的情景，寫登樓所見的風光，亦甚生動，不失為寫景抒情的佳作。蘇過的《颶風賦》，曾誤傳為其父所作。它生動地描繪了台風即來、來時及過後的種種景象，意欲從大自然的景象上來尋求天人感應的軌跡，挖掘其中所包含的人生深邃的哲理，其思想、氣魄，也確有乃父之風。黃庭堅是北宋“江西詩派”的祖師，詩學杜甫，強調奪胎換骨、點鐵成金、字字有來處，但其賦卻寫得想象奇兀，頗多言外之意。他的《苦筍賦》借題發揮，言外含有諷刺；他的《毀璧》，乃為其妹的不幸婚姻而作，辭語哀婉，聲情俱下，雖哀而不怒，亦感人至深。他把妹妹的不幸遭遇悲歎為“毀璧殞珠”，實際是控訴封建禮教對這位聰慧可愛的少女的迫害。秦觀的賦雖然顯得氣勢不足，但簡練、精美而富情思。《黃樓賦》表彰蘇軾善處苦逸的哲人風範和思想境界，風格清雅；《吊鎛鍾文》感歎鎛鍾的長期埋沒，構思新穎。《郭子儀單騎見虜賦》是一篇律賦，歌頌郭子儀的忠誠和勇敢，也寫得頗為整潔和秀美。張耒更是一位大力作賦的人，今存賦四十餘篇，大都“汪洋衝淡，有一唱三歎之音”（《宋史》本傳引蘇軾語），進一步發揮了蘇軾“尚意”觀點，把言情與寓理結合起來，不雕琢、不隱晦，直寄其意，比之黃、秦，則另有一番風趣。著名的《雨望賦》怒恨暴風驟雨，境界開闊，筆力雄健，用語新奇而暗含政治寓意；《鳴雞賦》從西晉劉琨、祖逖聞雞起舞事入題，抒寫了“業無高卑誌當堅，男兒有求安得閑”的情懷，雄雞的那種“意氣武毅”、“奉職有恪”、“孔肅靡爭”的精神狀態，顯然是他晚年心誌的寫照，表現出一種昂揚奮進的精神，給人以鼓舞。晁補之的賦多抒情言誌之作，其《江頭秋風辭》以晉張翰棄官歸裏的故事為發端，雜用雜體與散體，寫出了自己不願卷進北宋末年新舊黨爭的漩渦而意欲歸隱田園的心情，語言簡潔明快，語意曲折起伏，亦頗富風致。以上這些，雖其成就達不到蘇軾的高度，但其風格，都明顯地受到了蘇軾的影響。他們上承歐、梅、蘇的餘風，在時代及政治環境的限製下，雖沒有反映出重大的社會問題，但抒情言誌，抒發自己的道德情操觀念，還是有其時代意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