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杭州一般的興廢沿革，有《浙江通誌》、《杭州府誌》、《仁錢縣誌》諸大部的書在；關於杭州的掌故，湖山的史跡等等，也早有了光緒年間錢塘丁申、丁丙兩氏編刻的《武林掌故叢編》、《西湖集覽》，與新舊《西湖誌》、《湖山便覽》以及諸大書局大文豪的西湖遊記或西湖遊覽指南諸書，可作參考；所以在這裏，對這些，我不想再來饒舌，以虛費紙麵和讀者的光陰。第一，我覺得還值得一寫，而對於讀者，或者也不至於全然沒趣的，是杭州人的性格；所以，我打算先從“杭州人”講起。
第一個杭州人，究竟是那裏來的？這杭州人種的起源問題，怕同先有雞蛋呢還是先有雞一樣，就是叫達爾文從陰司裏複活轉來，也很不容易解決。好在這些並非是我們的主題，故而假定當杭州這一塊陸土出水不久，就有些野蠻的，好漁獵的人來住了，這些蠻人，我們就姑且當他們是杭州人的祖宗。吳越國人，一向是好戰、堅忍、刻苦、猜忌，而富於巧智的。自從用了美人計，征服了姑蘇以來，兵事上雖則占了勝利，但民俗上卻吃了大虧；喜鬥、堅忍、刻苦之風，漸漸地消滅了。倒是猜忌，使計諸官能，逐步發達了起來。其後經楚威王、秦始皇、漢高帝等的撻伐，杭州人就永遠處入了被征服者的地位，隸屬在北方人的胯下。三國紛紛，孫家父子崛起，國號曰吳，杭州人總算又吐了一口氣，這一口氣，隱忍過隋唐兩世，至錢武肅王而吐盡；不久南宋遷都，固有的杭州人的骨裏，混入了汴京都的人士的文弱血球，於是現在的杭州人的性格，就此決定了。
意誌的薄弱，議論的紛紜；外強中幹，喜撐場麵；小事機警，大事糊塗；以文雅自誇，以清高自命；隻解歡娛，不知振作等等，就是現在的杭州人的特性；這些，雖然是中國一般人的通病，但是看來看去，我總覺得以杭州人為尤甚。所以由外鄉人說來，每以為杭州人是最狡猾的人，狡猾得比上海灘上的滑頭還要厲害。但其實呢，杭州人隻曉得占一點眼前的小利小名，暗中在吃大虧，可是不顧到的。等到大虧吃了，杭州人還要自以為是，自命為直，無以名之，名之曰“杭鐵頭”以自慰自欺。生性本是勤而且儉的杭州人，反以為勤儉是倒黴的事情，是貧困的暴露，是與麵子有關的，所以父母教子弟的第一個原則，就是教他們遊惰過日，擺大少爺的架子。等空殼大少爺的架子學成，父母年老，財產蕩盡的時候，這些大少爺們在白天，還要上西湖去逛逛，弄件把長衫來穿穿，餓著肚皮而高使著牙簽；到了晚上上黑暗的地方去跪著討飯，或者扒點東西，倒滿不在乎，因為在黑暗裏人家看不見，與麵子還是無關，而大少爺的架子卻不可不擺。至於做匪做強盜呢，卻不會，決不會，杭州人並不是沒有這個膽量，但殺頭的時候要反綁著手去遊街示眾，與麵子有關；最勇敢的杭州人，亦不過做做小竊而已。
唯其是如此，所以現在的杭州人，就永遠是保有著被征服的資格的人；風雅倒很風雅，淺薄的知識也未始沒有，小名小利，一著也不肯放鬆，最厲害的尤其是一張嘴巴。外來的征服者，征服了杭州人後，過不上三代，就也成了杭州人了，於是剃頭者人亦剃其頭，幾十年後，仍複要被新的征服者來征服。照例類推，一年一年的下去。現在殘存在杭州的固有杭州老百姓，計算起來，怕已經不上十個指頭了。
人家說這是因為杭州的山水太秀麗了的緣故。西湖就像是一位“二八佳人體似酥”的狐狸精，所以杭州決出不出好子弟來。這話哩，當然也含有著幾分真理。可是日本的山水，秀麗處遠在杭州之上；瑞士我不曉得，意大利的風景畫片我們總也時常看見的罷，何以外國人都可以不受著地理的限製，獨有杭州人會陷入這一個絕境去的呢？想來想去，我想總還是教育的不好。杭州的家庭教育，社會教育，學校教育，總非要徹底的改革一下不可。
其次是該講杭州的風俗了。歲時習俗，顯露在外表的年中行事，大致是與江南各省相通的；不過在杭州像婚喪喜慶等事，更加要鋪張一點而已。關於這一方麵，同治年間有一位錢塘的範月橋氏，曾做過一冊《杭俗遺風》，寫得比較詳細，不過現在的杭州風俗，細看起來，還是同南宋吳自牧在《夢粱錄》裏所說的差仿不多，因為杭州人根本還是由那個時候傳下來，在那個時候改組過的人。都會文化的影響，實在真大不過。
一年四季，杭州人所忙的，除了生死兩件大事之外，差不多全是為了空的儀式；就是婚喪生死，一大半也重在儀式。喪事人家可以出錢去雇人來哭。喜事人家也有專門說好話的人雇在那裏借討彩頭。祭天地，祀祖宗，拜鬼神等等，無非是為了一個架子；甚至於四時的遊逛，都列在儀式之內，到了時候，若不去一定的地方走一遭，仿佛是犯了什麼大罪，生怕被人家看不起似的。所以明朝的高濂，做了一部《四時幽賞錄》，把杭州人在四季中所應做的閑事，詳細列敘了出來。現在我隻教把這四時幽賞的簡目，略抄一下，大家就可以曉得吳自牧所說的“臨安風俗，四時奢侈，賞觀殆無虛日”的話的不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