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沒法子，就來找我，教我為這青年去謀一職業，如報館校對，書局夥計之類；假使是真的找不到職業，那麼亦必須請一家書店或報館在名義上用他做事，而每月的薪水三四十元，當由魯迅自己拿出，由我轉交給這書局或報館，作為月薪來發給。
這事我向當時的現代書局說了，已經說定是每月由書局和魯迅各拿出一半的錢來，使用這一位青年。但正當說好的時候，這一位青年卻和愛人脫離了魯迅而走了。
這一件事情，我記得章錫琛曾在魯迅去世的時候寫過一段短短的文章；但事實卻很複雜，使魯迅為難了好幾個月。從這一回事情之後，魯迅就愛說“青年是挑了一擔同情來的”趣話。不過這僅僅是一例，此外，因同情青年的遭遇，而使他受到痛苦的事實還正多著哩！
民國十八年以後，因國共分家的結果，有許多青年，以及正義的鬥士，都無故而被犧牲了。此外，還有許多從事革命運動的青年，在南京，上海，以及長江流域的通都大邑裏，被捕的，正不知有多少。在上海專為這些革命誌士以及失業工人等救濟而設的一個團體，是共濟會。但這時候，這救濟會已經遭了當局之忌，不能公開工作了；所以弄成請了律師，也不能公然出庭，有了店鋪作保，也不能去向法庭請求保釋的局麵。在這時候，帶有國際性的民權保障自由大同盟，才在孫夫人（宋慶齡女士）、蔡先生（孑民）等的領導之下，在上海成立了起來。魯迅和我，都是這自由大同盟的發起人，後來也連做了幾任的幹部，一直到南京的通緝令下來，楊杏佛被暗殺的時候為止。
在這自由大同盟活動的期間，對於平常的集會，總不出席的魯迅，卻於每次開會時一定先期而到；並且對於事務是一向不善處置的魯迅，將分派給他的事務，也總辦得井井有條。從這裏，我們又可以看出，魯迅不僅是一個隻會舞文弄墨的空頭文學家，對於實務，他原是也具有實際幹才的。說到了實務，我又不得不想起我們合編的那一個雜誌《奔流》——名義上，雖則是我和他合編的刊物，但關於校對，集稿，算發稿費等瑣碎的事務，完全是魯迅一個人效的勞。
他的做事務的精神，也可以從他的整理書齋，和校閱原稿等小事情上看得出來。一般和我們在同時做文字工作的人，在我所認識的中間，大抵十個有九個都是把書齋弄得亂雜無章的。而魯迅的書齋，卻在無論什麼時候，都整理得必清必楚。他的校對的稿子，以及他自己的文章，塗改當然是不免，但總繕寫得非常的清楚。
直到海嬰長大了，有時候老要跑到他的書齋裏去翻弄他的書本雜誌之類；當這樣的時候，我總看見他含著苦笑，對海嬰說：“你這小搗亂看好了沒有？”海嬰含笑走了的時候，他總是一邊談著笑話，一邊先把那些攪得零亂的書本子堆疊得好好，然後再來談天。
記得有一次，海嬰已經會得說話的時候了，我到他的書齋去的前一刻，海嬰正在那裏搗亂，翻看書裏的插圖。我去的時候，書本子還沒有理好。魯迅一見著我，就大笑著說：“海嬰這小搗亂，他問我幾時死；他的意思是我死了之後，這些書本都應該歸他的。”
魯迅的開懷大笑，我記得要以這一次為最興高采烈。聽這話的我，一邊雖也在高笑，但暗地裏一想到了“死”這一個定命，心裏總不免有點難過。尤其是像魯迅這樣的人，我平時總不會把死和他聯合起來想在一道。就是他自己，以及在旁邊也在高笑的景宋女士，在當時當然也對於死這一個觀念的極微細的實感都沒有的。
這事情，大約是在他去世之前的兩三年的時候；到了他死之後，在萬國殯儀館成殮出殯的上午，我一麵看到了他的遺容，一麵又看見海嬰仍是若無其事地在人前穿了小小的喪服在那裏快快樂樂地跑，我的心真有點兒絞得難耐。
魯迅的著作的出版者，誰也知道是北新書局。北新書局的創始人李小峰是北大魯迅的學生；因為孫伏園從《晨報副刊》出來之後，和魯迅、啟明及語堂等，開始經營《語絲》之發行，當時還沒有畢業的李小峰，就做了《語絲》的發行兼管理印刷的出版業者。
北新書局從北平分到上海，大事擴張的時候，所靠的也是魯迅的幾本著作。
後來一年一年的過去，魯迅的著作也一年一年地多起來了，北新和魯迅之間的版稅交涉，當然成了一個很大的問題。
北新對著作者，平時總隻含混地說，每月致送幾百元版稅，到了三節，便開一清單來報賬的。但一則他的每月致送的款項，老要拖欠，再則所報之賬，往往不十分清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