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是當艱難草創的時候，旁人隻冷眼相看，到了根基一定，有權利可享的時候，大家就明槍暗箭，起來爭奪，是中國一般事業家的故態。現代書局，於根基固定之後的兩三年中，洪先生和他的合夥者中間，似乎經過了不少的風波磨難。
前兩年，他為開設支店之故，去廣東住了幾月：事務的繁雜，與水土的不服，竟使他那個堂堂的身體，瘦削了一半。回上海之後，又因合夥者的忽離忽合，糾葛纏繞，總也拖累了他一年的光景。這中間，我因為在上海灘上，不能生存，遷到杭州來住了，和他見麵的機會，自然是很少。直到去年夏天，上青島去之先，和他在現代書局裏一見，竟使我大吃了一驚，疑心我在白晝認錯了人。
他身上的肉，瘦去了往年的十分之七；本來是狹小的兩隻眼睛，變得很大很大；臉上沒有了紅光，隻剩了兩顆很高的顴骨；說話的聲氣，也變得很幽很緩慢；我和他在正興館吃了一餐午飯，隻見他喝了幾瓢湯。
“現在好了，弄得一天星鬥，現在總算把書局弄成了我一個人的事業。”
他於吃飯之後，慢慢地同我說。
“我以後想改變方針，不以營利為本位，就是蝕本，也想出幾部在文化史上有地位的書。一般作家，實在太苦不過，假若是可能的話，我先想出一種無名作家的叢書，將這叢書的利潤提出來，專作救濟窮作家之用，積成一種扶助作家的基金，將來或者也許要請你當一位義務的委員。”
這是在他去世前三四個月時候的計劃，我想當他病到了十分，苦悶在病院裏的鐵床上的中間，也一定還在輾轉思維的無疑。
我從北方回來的時候，因為家裏的小孩病了，在上海沒有耽擱。後來就上天台雁蕩去旅行，正想靜下來寫一點東西，拿了稿子去硬賣給現代，但在旅舍的燭火底下，忽而在報上見到了洪先生的訃告。我的寫作計劃，當然是變作了水泡，而對於人世的無常，生命的短促等等的諦念，更在我的本來是衰頹的精神上，加了一錐重大的打擊。堅強宏壯，像洪先生那樣的人，尚且不能享到中壽，那麼像我這種老受疾病纏擾，養生無物，處世無方的弱者，又能在人世間殘留得幾何時？兔死狐悲，是物傷其類的一句中國的成語，我的對於洪先生的追懷，當然也脫不了這一句成語的範疇，但是人生的寂寞，“送者自崖返矣”的一種孤獨的實感，卻是我不得不寫這一篇文字的動機。
一九三五年二月四日
（原載一九三五年三月一日《現代》月刊第六卷第二期，據《達夫散文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