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種精神是十七世紀的一種特色，黃梨洲與金聖歎都是這種清議運動的代表，故都有這種議論。
但是金聖歎《水滸》評的大毛病也正在這個“史”字上。中國人心裏的“史”總脫不了《春秋》筆法“寓褒貶，別善惡”的流毒。金聖歎把《春秋》的“微言大義”用到《水滸》上去，故有許多極迂腐的議論。他以為《水滸傳》對於宋江，處處用《春秋》筆法責備他。如第二十一回，宋江殺了閻婆惜之後，逃難出門，臨行時“拜辭了父親，隻見宋太公灑淚不已，又分付道，你兩個前程萬裏，休得煩惱”。這本是隨便寫父子離別，並無深意。金聖歎卻說：
無人處卻寫太公灑淚，有人處便寫宋江大哭；冷眼看破，冷筆寫成。普天下讀書人慎勿謂《水滸》無皮裏陽秋也。
下文宋江弟兄“分付大小莊客，早晚殷勤伏侍太公，休教飲食有缺”。這也是無深意的敘述。聖歎偏要說：
人亦有言，“養兒防老”。寫宋江分付莊客伏侍太公，亦皮裏陽秋之筆也。
這種穿鑿的議論實在是文學的障礙。《水滸傳》寫宋江，並沒有責備的意思。看他在三十五回寫宋江冒險回家奔喪，在四十一回寫宋江再冒險回家搬取老父，何必又在這裏用曲筆寫宋江的不孝呢？
又如五十三回寫宋江破高唐州後，“先傳下將令，休得傷害百姓，一麵出榜安民，秋毫無犯”。這是照例的刻板文章，有何深意？聖歎偏要說：
如此言，所謂仁義之師也。今強盜而忽用仁義之師，是強盜之權術也。強盜之權術而又書之者，所以深歎當時之官軍反不能然也。彼三家村學究不知作史筆法，而遽因此等語過許強盜真有仁義，不亦怪哉？
這種無中生有的主觀見解，真正冤枉煞古人！聖歎常罵三家村學究不懂得“作史筆法”，卻不知聖歎正為懂得作史筆法太多了，所以他的迂腐氣比三家村學究的更可厭！
這部新本的《水滸》把聖歎的總評和夾評一齊刪去，使讀書的人直接去看《水滸傳》，不必去看金聖歎腦子裏懸想出來的《水滸》的“作史筆法”；使讀書的人自己去研究《水滸》的文學，不必去管十七世紀八股選家的什麼“背麵鋪粉法”和什麼“橫雲斷山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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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既不讚成金聖歎的《水滸》評，我既主張讓讀書的人自己直接去研究《水滸傳》的文字，我現在又拿什麼話來做《水滸傳》的新序呢？
我最恨中國史家說的什麼“作史筆法”，但我卻有點“曆史癖”；我又最恨人家咬文齧字的評文，但我卻又有點“考據癖”！因為我不幸有點曆史癖，故我無論研究什麼東西，總喜歡研究他的曆史。因為我又不幸有點考據癖，故我常常愛做一點半新不舊的考據。現在我有了這個機會替《水滸傳》做一篇新序，我的兩種老毛病——曆史癖與考據癖——不知不覺的又發作了。
我想《水滸傳》是一部奇書，在中國文學史占的地位比《左傳》、《史記》還要重大的多；這部書很當得起一個閻若璩來替他做一番考證的工夫，很當得起一個王念孫來替他做一番訓詁的工夫。我雖然夠不上做這種大事業——隻好讓將來的學者去做——但我也想努一努力，替將來的“《水滸》專門家”開辟一個新方向，打開一條新道路。
簡單一句話，我想替《水滸傳》做一點曆史的考據。
《水滸傳》不是青天白日裏從半空中掉下來的，《水滸傳》乃是從南宋初年（西曆十二世紀初年）到明朝中葉（十五世紀末年）這四百年的“梁山泊故事”的結晶——我先說這句武斷的話丟在這裏，以下的兩萬字便是這一句話的說明和引證。
我且先說元朝以前的《水滸》故事。
《宋史》二十二，徽宗宣和三年（西曆1121）的本紀說：
淮南盜宋江等犯淮陽軍，遣將討捕，又犯京東、江北，入楚海州界。命知州張叔夜招降之。
又《宋史》三百五十一：
宋江寇京東，侯蒙上書言：“江以三十六人橫行齊、魏，官軍數萬無敢抗者，其才必過人。今清溪盜起，不若赦江，使討方臘以自贖。”
又《宋史》三百五十三：
宋江起河朔，轉略十郡，官軍莫敢攖其鋒。聲言將至〔海州〕，張叔夜使間者覘所向，賊徑趨海瀕，劫巨舟十餘，載鹵獲。於是募死士，得千人，設伏近城，而出輕兵距海誘之戰，先匿壯卒海旁，伺兵合，舉火焚其舟。賊聞之，皆無鬥誌。伏兵乘之，擒其副賊。江乃降。
這三條史料可以證明宋江等三十六人都是曆史的人物，是北宋末年的大盜。“以三十六人橫行齊、魏，官軍數萬無敢抗者”——看這些話可見宋江等在當時的威名。這種威名傳播遠近，留傳在民間，越傳越神奇，遂成一種“梁山泊神話”。我們看宋末遺民龔聖與作《宋江三十六人讚》的自序說：
宋江事見於街談巷語，不足采著。雖有高如、李嵩輩傳寫，士大夫亦不見黜，餘年少時壯其人，欲存之畫讚，以未見信書載事實，不敢輕為。及異時見《東都事略》載侍郎侯蒙傳，有書一篇，陳製賊之計雲：“宋江以三十六人橫行河朔、京東，官軍數萬無敢抗者，其材必有過人。不若赦過招降，使討方臘，以此自贖，或可平東南之亂。”餘然後知江輩真有聞於時者。（周密《癸辛雜識續集》上）
我們看這段話，可見（1）南宋民間有一種“宋江故事”流行於“街談巷語”之中；（2）宋元之際已有高如、李嵩一班文人“傳寫”這種故事，使“士大夫亦不見黜”；（3）那種故事一定是一種“英雄傳奇”，故龔聖與“少年時壯其人，欲存之畫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