聖歎自序在崇禎十四年，正當流賊最猖獗的時候，故他的評本努力要證明《水滸傳》“把宋江深惡痛絕，使人見之真有狗彘不食之恨”。但《水滸傳》寫的一班強盜確是可愛可敬，聖歎決不能使我們相信《水滸傳》深惡痛絕魯智深、武鬆、林衝一班人，故聖歎隻能說“《水滸傳》獨惡宋江，亦是殲厥渠魁之意，其餘便饒恕了”。好一個強辯的金聖歎！豈但“饒恕”，檢直是崇拜！
聖歎又親見明末的流賊偽降官兵，後複叛去，遂不可收拾。所以他對於《宋史》侯蒙請赦宋江使討方臘的事，大不滿意，故極力駁他，說他“一語有八失”。所以他又極力表章那沒有招安以後事的七十回本。其實這都是時代的影響。雁宕山樵當明亡之後，流賊已不成問題，當時的問題乃是國亡的原因和亡國遺民的慘痛等等問題，故雁宕山樵的《水滸後傳》極力寫宋南渡前後那班奸臣誤國的罪狀；寫燕青冒險到金兵營裏把青子黃柑獻給道君皇帝；寫王鐵杖刺殺王黼、楊戩、梁師成三個奸臣；寫燕青、李應等把高俅、蔡京、童貫等邀到營裏，大開宴會，數說他們誤國的罪惡，然後把他們殺了；寫金兵擄掠平民，勒索贖金；寫無恥奸民，裝做金兵模樣，幫助仇敵來敲吸同胞的脂髓。這更可見時代的影響了。
這種種不同的時代發生種種不同的文學見解，也發生種種不同的文學作物——這便是我要貢獻給大家的一個根本的文學觀念。《水滸傳》上下七八百年的曆史便是這個觀念的具體的例證。不懂得南宋的時代，便不懂得宋江等三十六人的故事何以發生。不懂得宋元之際的時代，便不懂得水滸故事何以發達變化。不懂得元朝一代發生的那麼多的水滸故事，便不懂得明初何以產生《水滸傳》。不懂得元明之際的文學史，便不懂得明初的《水滸傳》何以那樣幼稚。不讀《明史》的《功臣傳》，便不懂得明初的《水滸傳》何以於固有的招安的事之外又加上宋江等有功被讒遭害和李俊、燕青見機遠遁等事。不讀《明史》的《文苑傳》，不懂得明朝中葉的文學進化的程度，便不懂得七十回本《水滸傳》的價值。不懂得明末流賊的大亂，便不懂得金聖歎的《水滸》見解何以那樣迂腐。不懂得明末清初的曆史，便不懂得雁宕山樵的《水滸後傳》。不懂得嘉慶、道光間的遍地匪亂，便不懂得俞仲華的《蕩寇誌》。這叫做曆史進化的文學觀念。
九，七，二七晨二時脫稿
參考書舉要
《宣和遺事》 （商務印書館本）
《癸辛雜識續集》 周密 （在《稗海》中）
《元曲選》 臧晉叔 （商務影印本）
《錄鬼簿》 鍾繼先
《雜劇十段錦》 （董康影印本）
《七修類稿》 郎瑛
《李氏焚書》 李贄
《茶香室叢抄》，《續抄》，《三抄》 俞樾
《小浮梅檻閑話》 俞樾
《征四寇》
《水滸後傳》
（收入施耐庵著，汪原放標點《水滸》，1920年8月亞東圖書館初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