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這兩種感想是從文學的技術上著想的。至於見解和理想一方麵，我本不願多說話，因為我主張讓讀者自己虛心去看《水滸傳》，不必先懷著一些主觀的成見。但我有一個根本觀念，要想借《水滸傳》作一個具體的例來說明，並想貢獻給愛讀《水滸傳》的諸君，做我這篇長序的結論。
我承認金聖歎確是懂得《水滸》的第一大段，他評前十一回，都無大錯。他在第一回批道：
為此書者之胸中，吾不知其有何等冤苦，而必設言一百八人，而又遠托之於水涯。……今一百八人而有其人，殆不止於伯夷、太公居海避紂之誌矣。
這個見解是不錯的。但他在“讀法”裏又說：
大凡讀書先要曉得作書之人是何等心胸。如《史記》須是太史公一肚皮宿怨發揮出來。……《水滸傳》卻不然。施耐庵本無一肚皮宿怨要發揮出來，隻是飽暖無事，又值心閑，不免伸紙弄筆，尋個題目，寫出自家許多錦心繡口。故其是非皆不謬於聖人。
這是很誤人的見解。一麵說他“不知其胸中有何等冤苦”，一麵又說他“隻是飽暖無事，又值心閑，不免伸紙弄筆”，這不是絕大的矛盾嗎？一麵說“不止於居海避紂之誌”——老實說就是反抗政府—— 一麵又說“其是非皆不謬於聖人”，這又不是絕大的矛盾嗎？《水滸傳》決不是“飽暖無事，又值心閑”的人做得出來的書。“飽暖無事，又值心閑”的人隻能做詩鍾，做八股，做死文章——決不肯來做《水滸傳》。聖歎最愛談“作史筆法”，他卻不幸沒有曆史的眼光，他不知道《水滸》的故事乃是四百年來老百姓與文人發揮一肚皮宿怨的地方。宋、元人借這故事發揮他們的宿怨，故把一座強盜山寨變成替天行道的機關。明初人借他發揮宿怨，故寫宋江等平四寇立大功之後反被政府陷害謀死。明朝中葉的人——所謂施耐庵——借他發揮他的一肚皮宿怨，故削去招安以後的事，做成一部純粹反抗政府的書。
這部七十回的《水滸傳》處處“褒”強盜，處處“貶”官府。這是看《水滸》的人，人人都能得著的感想。聖歎何以獨不能得著這個普遍的感想呢？這又是曆史上的關係了。聖歎生在流賊遍天下的時代，眼見張獻忠、李自成一班強盜流毒全國，故他覺得強盜是不能提倡的，是應該“口誅筆伐”的。聖歎是一個絕頂聰明的人，故能賞識《水滸傳》。但文學家金聖歎究竟被《春秋》筆法家金聖歎誤了。他賞識《水滸傳》的文學，但他誤解了《水滸傳》的用意。他不知道七十回本刪去招安以後事正是格外反抗政府，他看錯了，以為七十回本既不讚成招安，便是深惡宋江等一班人。所以他處處深求《水滸傳》的“皮裏陽秋”，處處把施耐庵恭維宋江之處都解作痛罵宋江。這是他的根本大錯。
換句話說，金聖歎對於《水滸》的見解與做《蕩寇誌》的俞仲華對於《水滸》的見解是很相同的。俞仲華生當嘉慶、道光的時代，洪秀全雖未起來，盜賊已遍地皆是，故他認定“既是忠義便不做強盜，既做強盜必不算忠義”的宗旨，做成他的《結水滸傳》——即《蕩寇誌》——要使“天下後世深明盜賊忠義之辨，絲毫不容假借！”（看《蕩寇誌》諸序。俞仲華死於道光己酉，明年洪秀全起事）俞仲華的父兄都經過匪亂，故他有“孰知羅貫中之害至於此極耶”的話。他極佩服聖歎，尊為“聖歎先生”，其實這都是因為遭際有相同處的緣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