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首詩給我們四個重要之點：
（1）曹雪芹死在乾隆二十九年甲申（1764）。我在《考證》說他死在乾隆三十年左右，隻差了一年。
（2）曹雪芹死時隻有“四十年華”。這自然是個整數，不限定整四十歲。但我們可以斷定他的年紀不能在四十五歲以上。假定他死時年四十五歲，他的生時當康熙五十八年（1719）。《考證》裏的猜測還不算大錯。
關於這一點，我們應該聲明一句。曹寅死於康熙五十一年（1713），下距乾隆甲申，凡五十一年。雪芹必不及見曹寅了。敦誠 “寄懷曹雪芹”的詩注說“雪芹曾隨其先祖寅織造之任”，有一點小誤。雪芹曾隨他的父親曹在江寧織造任上。曹做織造，是康熙五十四年到雍正六年（1715—28）；雪芹隨在任上大約有十年（1719—28）。曹家三代四個織造，隻有曹寅最著名。敦誠晚年編集，添入這一條小注，那時距曹寅死時已七十多年了，故敦誠與袁枚有同樣的錯誤。
（3）曹雪芹的兒子先死了，雪芹感傷成病，不久也死了。據此，雪芹死後，似乎沒有後人。
（4）曹雪芹死後，還有一個“飄零”的“新婦”。這是薛寶釵呢， 還是史湘雲呢？那就不容易猜想了。
《四鬆堂集》裏的重要材料，隻是這些。此外還有一些材料，但都不重要。我們從敦敏作的小傳裏，又可以知道敦誠生於雍正甲寅（1734），死於乾隆戊申（1791），也可以修正我的考證裏的推測。
我在4月19日得著這部《四鬆堂集》的稿本。隔了兩天，蔡孑民先生又送來一部《四鬆堂集》的刻本，是他托人向晚晴簃詩社裏借來的。刻本共五卷：
卷一，詩一百三十七首。
卷二，詩一百四十四首。
卷三，文三十四篇。
卷四，文十九篇。
卷五，《鷦鷯庵筆塵》八十一則。
果然凡底本裏題上沒有“刻”字的，都沒有收入刻本裏去。這更可以證明我的底本格外可貴了。蔡先生對於此書的熱心，是我很感謝的。最有趣的是蔡先生借得刻本之日，差不多正是我得著底本之日。我尋此書近一年多了，忽然三日之內兩個本子一齊到我手裏！這真是“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工夫”了。
十一，五，三
（原載1922年5月7日《努力周報》第1期）
答蔡孑民先生的商榷
2
蔡孑民先生的《石頭記索隱第六版自序》是對於我的《紅樓夢考證》的一篇“商榷”。他說：
知其《紅樓夢》所寄托之人物，可用三法推求：一，品性相類者。二，軼事有征者。三，姓名相關者。於是以湘雲之豪放而推為其年，以惜春之冷僻而推為蓀友：用第一法也。以寶玉逢魔魘而推為允礽，以鳳姐哭向金陵而推為餘國柱：用第二法也。以探春之名與探花有關而推為健庵，以寶琴之名與孔子學琴於師襄之故事有關而推為辟疆：用第三法也。然每舉一人，率兼用三法或兩法，有可推證，始質言之。其他如元春之疑為徐元文，寶蟾之疑為翁寶林，則以近於孤證，始不列入。自以為審慎之至，與隨意附會者不同。近讀胡適之先生《紅樓夢考證》，列拙著於“附會的紅學”之中，謂之“走錯了道路”，謂之“大笨伯”，“笨謎”；謂之“很牽強的附會”；我實不敢承認。
關於這一段“方法論”，我隻希望指出蔡先生的方法是不適用於《紅樓夢》的。有幾種小說是可以采用蔡先生的方法的。最明顯的是《孽海花》。這本是寫時事的書，故書中的人物都可用蔡先生的方法去推求：陳千秋即是田千秋，孫汶即是孫文，莊壽香即是張香濤，祝寶廷即是寶竹坡，潘八瀛即是潘伯寅，薑表字劍雲即是江標字劍霞，成煜字伯怡即是盛昱字伯熙。其次，如《儒林外史》，也有可以用蔡先生的方法去推求的。如馬純上之為馮粹中，莊紹光之為程綿莊，大概已無可疑。但這部書裏的人物，很有不容易猜的；如向鼎，我曾猜是商盤，但我讀完《質園詩集》三十二卷，不曾尋著一毫證據，隻好把這個好謎犧牲了。又如杜少卿之為吳敬梓，姓名上全無關係；直到我尋著了《文木山房集》，我才敢相信。此外，金和跋中舉出的人，至多不過可供參考，不可過於信任（如金和說吳敬梓詩集未刻，而我竟尋著乾隆初年的刻本）。《儒林外史》本是寫實在人物的書，我們尚且不容易考定書中人物，這就可見蔡先生的方法的適用是很有限的了。大多數的小說是決不可適用這個方法的。曆史的小說如《三國誌》，傳奇的小說如《水滸傳》，遊戲的小說如《西遊記》，都是不能用蔡先生的方法來推求書中人物的。《紅樓夢》所以不能適用蔡先生的方法，顧頡剛先生曾舉出兩個重要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