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別種小說的影射人物，隻是換了他姓名，男還是男，女還是女，所做的職業還是本人的職業。何以一到《紅樓夢》就會男變為女，官僚和文人都會變成宅眷？
（2）別種小說的影射事情，總是保存他們原來的關係。何以一到《紅樓夢》，無關係的就會發生關係了？例如蔡先生考定寶玉為允礽，黛玉為朱竹垞，薛寶釵為高士奇，試問允礽和朱竹垞有何戀愛的關係？朱竹垞與高士奇有何吃醋的關係？
顧先生這話說的最明白，不用我來引申了。蔡先生曾說：“然而安徽第一大文豪（指吳敬梓）且用之，安見漢軍第一大文豪必不出此乎？”這個比例（類推）也不適用，正因為《紅樓夢》與《儒林外史》不是同一類的書。用“品性，軼事，姓名”三項來推求《紅樓夢》裏的人物，就像用這個方法來推求《金瓶梅》裏西門慶的一妻五妾影射何人：結果必是一種很牽強的附會。
我對於蔡先生這篇文章，最不敢讚同的是他的第二節。這一節的大旨是：
惟吾人與文學書，最密切之接觸，本不在作者之生平，而在其著作。著作之內容，即胡先生所謂“情節”者，決非無考證之價值。
蔡先生的意思好像頗輕視那關於“作者之生平”的考證。無論如何，他的意思好像是說，我們可以不管“作者之生平”，而考證“著作之內容”。這是大錯的。蔡先生引《托爾斯泰傳》中說的“凡其著作無不含自傳之性質；各書之主人翁……皆其一己之化身；各書中所敘他人之事，莫不與其己身有直接之關係。”試問作此傳的人若不知“作者之生平”，如何能這樣考證各書的“情節”呢？蔡先生又引各家關於Faust的猜想，試問他們若不知道Goethe的“生平”，如何能猜想第一部之Gretchen為誰呢？
我以為作者的生平與時代是考證“著作之內容”的第一步下手工夫。即如《兒女英雄傳》一書，用年羹堯的事做背景，又假造了一篇雍正年間的序，一篇乾隆年間的序。我們幸虧知道著者文康是鹹豐同治年間的人；不然，書中提及《紅樓夢》的故事，又提及《品花寶鑒》（道光中作的）裏的徐度香與袁寶珠，豈不都成了靈異的預言了嗎？即如舊說《儒林外史》裏的匡超人即是汪中。現在我們知道吳敬梓死於乾隆十九年，而汪中生於乾隆九年，我們便可以斷定匡超人決不是汪中了。又舊說《儒林外史》裏的牛布衣即是朱草衣。現在我們知道朱草衣死在乾隆二十一二年，那時吳敬梓已死了二三年了，而《儒林外史》第二十回已敘述牛布衣之死，可見牛布衣大概另是一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