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我說，要推倒“附會的紅學”，我們必須搜求那些可以考定《紅樓夢》的著者、時代、版本等等的材料。向來《紅樓夢》一書所以容易被人穿鑿附會，正因為向來的人都忽略了“作者之生平”一個大問題。因為不知道曹家有那樣富貴繁華的環境，故人都疑心賈家是指帝室的家庭，至少也是指明珠一類的宰相之家。因為不深信曹家是八旗的世家，故有人疑心此書是指斥滿洲人的。因為不知道曹家盛衰的曆史，故人都不信此書為曹雪芹把真事隱去的自敘傳。現在曹雪芹的曆史和曹家的曆史既然有點明白了，我很盼望讀《紅樓夢》的人都能平心靜氣的把向來的成見暫時丟開，大家揩揩眼鏡來評判我們的證據是否可靠，我們對於證據的解釋是否不錯。這樣的批評，是我所極歡迎的。我曾說過：
我在這篇文章裏，處處想撇開一切先入的成見；處處存一個搜求證據的目的；處處尊重證據，讓證據做向導，引我到相當的結論上去。
此間所謂“證據”，單指那些可以考定作者、時代、版本等等的證據；並不是那些“紅學家”隨便引來穿鑿附會的證據。若離開了作者、時代、版本等項，那麼，引《東華錄》與引《紅礁畫槳錄》是同樣的“不相幹”；引許三禮、郭琇與引冒辟疆、王漁洋是同樣的“不相幹”。若離開了“作者之生平”而別求“性情相近，軼事有征，姓名相關”的證據，那麼，古往今來無數萬有名的人，那一個不可以化男成女搬進大觀園裏去？又何止朱竹垞、徐健庵、高士奇、湯斌等幾個人呢？況且板兒既可以說是廿四史，青兒既可以說是吃的韭菜，那麼，我們又何妨索性說《紅樓夢》是一部《草木春秋》或《群芳譜》呢？
亞裏士多德在他的《尼可馬鏗倫理學》裏（部甲，四，一○九九a），曾說：
討論這個學說（指柏拉圖的“名象論”）使我們感覺一種不愉快，因為主張這個學說的人是我們的朋友。但我們既是愛智慧的人，為維持真理起見，就是不得已把我們自己的主張推翻了，也是應該的。朋友和真理既然都是我們心愛的東西，我們就不得不愛真理過於愛朋友了。
我把這個態度期望一切人，尤其期望我所最敬愛的蔡先生。
十一，五，十
（原載1922年5月14日《努力周報》第2期）
附錄 《石頭記索隱》第六版自序
對於胡適之先生《紅樓夢考證》之商榷
蔡孑民
餘之為此《索隱》也，實為《郎潛二筆》中徐柳泉之說所引起。柳泉謂寶釵影高澹人；妙玉影薑西溟。餘觀《石頭記》中，寫寶釵之陰柔，妙玉之孤高，正與高、薑二人之品性相合。而澹人之賄金豆，以金鎖影之；其假為落馬墜積瀦中，則以薛蟠之似泥母豬影之。西溟之熱中科第，以妙玉走魔入火影之；其瘐死獄中，以被劫影之。又如以妙字影薑字；以玉字影英字；以雪字影高士字，知其所寄托之人物，可用三法推求：一，品性相類者；二，軼事有征者；三，姓名相關者。於是以湘雲之豪放而推為其年；以惜春之冷僻而推為蓀友；用第一法也。以寶玉逢魔魘而推為允礽；以鳳姐哭向金陵而推為餘國柱；用第二法也。以探春之名與探花有關，而推為健庵；以寶琴之名，與孔子學琴於師襄之故事有關而推為辟疆；用第三法也。然每舉一人，率兼用三法或兩法，有可推證，始質言之。其他如元春之疑為徐元文；寶蟾之疑為翁寶林；則以近於孤證，姑不列入。自以為審慎之至，與隨意附會者不同。近讀胡適之先生《紅樓夢考證》，列拙著於“附會的紅學”之中。謂之“走錯了道路”；謂之“大笨伯”，“笨謎”；謂之“很牽強的附會”；我實不敢承認。意者我亦不免有“敝帚千金”之俗見。然胡先生之言，實有不能強我以承認者。今貢其疑於左（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