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胡先生謂“向來研究這部書的人，都走錯了道路……不去搜求那些可以考定《紅樓夢》的著者、時代、版本等等的材料，卻去收羅許多不相幹的零碎史事來附會《紅樓夢》裏的情節”。又雲：“我們隻須根據可靠的版本與可靠的材料，考定這書的著者究竟是誰；著者的事跡家世；著者的時代；這書曾有何種不同的本子？這些本子的來曆如何？這些問題，乃是《紅樓夢考證》的正當範圍。”案考定著者、時代、版本之材料，固當搜求。從前王靜庵先生作《紅樓夢評論》，曾雲：“作者之姓名（遍考各書，未見曹雪芹何名）與作書之年月，其為讀此書者所當知，似更比主人公之姓名為尤要。顧無一人為之考證者，此則大不可解者也。”又雲：“苟知美術之大有造於人生，而《紅樓夢》自足為我國美術上之唯一大著述，則其作者之姓名，與其著書之年月，固為惟一考證之題目。”今胡先生對於前八十回著作者曹雪芹之家世及生平，與後四十回著作者高蘭墅之略曆，業於短時期間，搜集多許材料。誠有功於《石頭記》，而可以稍釋王靜庵先生之遺憾矣。惟吾人與文學書，最密切之接觸，本不在作者之生平，而在其著作。著作之內容，即胡先生所謂“情節”者，決非無考證之價值。例如我國古代文字中之《楚辭》，其作者為屈原、宋玉、景差等。其時代，在楚懷王、襄王時，即西曆紀元前三世紀間。久為昔人所考定。然而“善鳥香草，以配忠貞；惡禽臭物，以比讒佞；靈修美人，以媲於君；虙妃佚女，以譬賢臣；虯龍鸞鳳，以托君子；飄風雲霓，以為小人”：如王逸所舉者，固無非內容也。其在外國文學，如Shakespeare之著作，或謂出Bacon手筆，遂生作者究竟是誰之問題。至於Goethe之Faust，則其所根據的神話與劇本，及其六十年間著作之經過，均為文學史所詳載。而其內容，則第一部之Gretchen或謂影Elsassirin Friederike（Bielschowsky之說）；或謂影Frankfurter Gretchen（Kuno Fischer之說）。第二部之Walpurgisnacht一節為地質學理論。Helena一節為文化交通問題。Euphorion為英國詩人Byron之影子。（各家所同。）皆情節上之考證也。又如俄之托爾斯泰，其生平，其著作之次第，皆無甚疑問。近日張邦銘、鄭陽和兩先生所譯Salolea之《托爾斯泰傳》，有雲：“凡其著作無不含自傳之性質。各書之主人翁，如伊爾屯尼夫、鄂侖玲、聶乞魯多夫、賴文、畢索可夫等，皆其一己之化身。各書中所敘他人之事，莫不與其己身有直接之關係。……《家庭樂》敘其少年時情場中之一事，並表其情愛與婚姻之意見；書中主人翁既求婚後，乃將少年狂放時之惡行，縷書不諱，授所愛以自懺。此事，托爾斯泰於《家庭樂》出版三年後，向索利亞柏斯求婚時，實嚐親自為之。即《戰爭與和平》一書，亦可作托爾斯泰之家乘觀。其中老樂斯脫夫，即托爾斯泰之祖。小樂斯脫夫，即其父。索利亞，即其養母達善娜，嚐兩次拒其父之婚者。拿特沙樂斯脫夫，即其姨達善娜柏斯。畢索可夫與賴文，皆托爾斯泰用以自狀。賴文之兄死，即托爾斯泰兄的米特利之死。《複活》書中聶乞魯多夫之奇特行動，論者謂依心理未必能有者，其實即的米特利生平留於其弟心中之一記念；的米特利娶一娼，與聶乞魯多夫同也。”亦情節上之考證也。然則考證情節，豈能概目為附會而拒斥之？
（二）胡先生謂拙著《索隱》所闡證之人名，多是“笨謎”，又謂“假使一部《紅樓夢》真是一串這麼樣的笨謎，那就真不值得猜了”。但拙著闡證本事，本兼用三法，具如前述。所謂姓名關係者，僅三法中之一耳；即使不確，亦未能抹殺全書。況胡先生所諡謂笨謎者，正是中國文人習慣，在彼輩方謂如此而後“值得猜”也。《世說新書》稱曹娥碑後有“黃絹幼婦外孫齎臼”八字，即以當“絕妙好辭”四字。古絕句“槁砧今何在？山上複有山。何當大刀頭，破鏡飛上天”。以槁砧為夫，以大刀頭為還。《南史》記梁武帝時童謠有“鹿子開城門，城門鹿子開”等句，謂鹿子開者反語為來子哭，後太子果薨。自胡先生觀之，非皆笨謎乎？《品花寶鑒》，以侯公石影袁子才，侯與袁為猴與猿之轉借，公與子同為代名詞，石與才則自“天下才有一石子建獨占八鬥”之語來。《兒女英雄傳》，自言十三妹為玉字之分析，已不易猜；又以紀獻唐影年羹堯，紀與年，唐與堯，雖尚簡單；而獻與羹則自“犬曰羹獻”之文來。自胡先生觀之，非皆笨謎乎？即如《儒林外史》之莊紹光即程綿莊，馬純上即馮粹中，牛布衣即朱草衣，均為胡先生所承認（見胡先生所著《吳敬梓傳》及附錄）。然則金和跋所指目，殆皆可信。其中如因範蠡曾號陶朱公，而以範易陶；萬字俗作萬，而以萬代方；亦非“笨謎”乎？然而安徽第一大文豪且用之，安見漢軍第一大文豪必不出此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