例如他去蘇俄作地質旅行，原是中國地質調查所寫信給蘇俄地質研究所所長莫虛克讀夫接洽的，信去了四個月沒有回音；到在君上船那一天，莫虛克讀夫的回電來了，很歡迎他到蘇俄去作地質旅行，並且約他在華盛頓見麵。那知道，當他從上海到華盛頓的二十三天之內，莫虛克讀夫——蘇俄中年學者裏一位國際最知名的人——已經不是地質研究所所長了！
又如在君詳細敘述的他辦理蘇俄入境手續的種種沒有理由的困難——直到他自己到了柏林的蘇俄旅行社裏，忽然無意之中得著一種近於“靈跡”的“奇遇”（《獨立》一○九號），這些困難才“都隨著‘奇遇’迎刃而解了”！
又如他屢次記載的盧布彙兌率的不規則：他初到莫斯科，用十個馬克換五個盧布。過了許久，他才知道六個馬克可以換一百個盧布。就是在沿路旅館裏一個馬克也可以換八個盧布。
又如他屢次寫旅館裏和火車上臭蟲之多——那是他生平最怕又最厭惡的一件事。
有時候，他似乎有意的把蘇俄共產黨頌揚蘇俄成績的話，和反對共產黨的人的話，一樣的老實記下來。他在圖喇同一個工程師去看一個鐵廠。那個工程師是個共產主義的信徒，沿途向他宣傳蘇俄革命後的成績：“不幾年蘇俄就要變為世界第一個工業國了。現在富農已經消滅將盡，農業大部分集團化工業化，糧食問題不久可以完全解決了。到那時候，個人盡他的能力服務於社會，社會看各人的需要供給個人。……”（《獨立》一四六號）但在君又記他從莫斯科到巴庫的火車上，有一位反對共產黨的旅客，會說德國話，他四顧無人的時候，就指給在君看道：“烏克蘭（Ukraine）是我們最富的地方。先生，你看，那裏許多麥子放在地裏爛著，沒有人去收！嗬！去年冬天，今年春天，這一帶荒年，許多農民都餓死了！”（《獨立》一五二號）
因為《蘇俄旅行記》的下半部沒有寫成，我們不能知道在君在蘇俄作了四十天的地質旅行之後的最後結論。隻在他回國後發表的幾篇文字裏，我們可以摘出於他對蘇俄的態度有關的幾個結論。他在《再論民治與獨裁》一篇文字裏（二十四年一月二十日《大公報》星期論文，《獨立》一三七號轉載），有這樣一段話：
我少年時曾在民主政治最發達的國家讀過書的。一年以前，我曾跑到德意誌蘇俄參觀過的。我離開蘇俄的時候，在火車裏，我曾問我自己：“假如我能夠自由選擇，我還是願意做英美的工人，或是蘇俄的知識階級？”我毫不遲疑的答道：“英美的工人！”我又問道：“我還是願意做巴黎的白俄，或是蘇俄的地質技師？”我也毫不遲疑的答道：“蘇俄的地質技師！”……
這一段話，因為他說這是他離開蘇俄時候在火車上自己問答的話，應該可以認作他的蘇俄旅行歸來的一個結論了。
在這兩個答問裏，他還是願意承認英美的工人比蘇俄的知識階級自由的多，同時他也毫不遲疑的願意做蘇俄的地質技師，而不願意做巴黎的白俄。
在後一個選擇裏，他的心目中也許不免懷念到他在蘇俄遇見的那幾位很可敬愛的地質學者和古生物學者，也許不免懷想到那比中國地質調查所工作人員多一百倍，經費多一百倍的蘇俄地質探礦聯合局。同時我們在二十多年後評論他的“結論”，也應該回想在君到德國是在1933年希忒拉初登台的時候，他到蘇俄是在1933年史太林還沒有走上兩三年後大發狂大屠殺的時期。他在那時候隻看見希忒拉在短時期內打破了一切國際的束縛，把德國造成一個有力量可以抵禦外國侵淩的國家。他在那時候也隻看見蘇俄的領袖不顧一切困難，不惜一切犧牲，隻埋頭苦幹，要把一個落後的國家變成“世界第一個工業國”。
我說，我們這位最可愛敬的朋友“不是完全沒有成見的”。他的一個基本的成見，我在前麵曾指出，就是他的宗教信仰：就是他那個“為全種萬世而犧牲個體一時”的宗教。在他那個宗教信仰裏，蘇俄的三千個地質學者，二千隊做田野工作的地質探礦技師，犧牲了一點物質享受，甚至於犧牲了個人的自由，而可以幫助國家做到“世界第一個工業國”的地位，正是“最富於宗教性”的犧牲。
所以他在《我的信仰》（也是他從蘇俄回來後發表的，原是二十三年五月六日《大公報》的星期論文，轉載《獨立》一百號）裏，很嚴肅的宣言：“打倒神秘最努力的莫過於蘇俄，但是最富於宗教性的莫過於共產黨。”——這也可以說是他的一個很深又很重要的成見在他蘇俄旅行期中得到的印證了！
在君的幾個結論都可以說是很自然的，因為他對於蘇俄向來懷著很大的希望，不但希望蘇俄的大試驗能成功，並且認為蘇俄有種種可以成功的條件。
在他出國的前夕，他曾寫一篇一萬字的長文，題為《評論共產主義，並忠告中國共產黨員》（《獨立》五十一號，二十二年五月二十一日出版，正在他出國之前一個月）。在那篇長文裏，他先敘述馬克斯的價值論，然後指出這種價值論“是很難成立的”——“與其說是經濟的真理，不如說是政治的口號”。其次，他敘述馬克斯的唯物史觀，辯證論的論理，階級鬥爭，然後他指出他個人“根本不相信曆史有什麼論理。……而且拿他來做暴動恐怖殺人的根據，那是多麼危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