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指出馬克斯在十九世紀中葉沒有知道的兩三件曆史事實。如“近來的股份公司的股份往往在許多人的手裏”。如“這七八十年來西歐北美工人的生活程度遠高於馬克斯作《資本論》的時候，……就是在世界經濟極端恐慌之下，在英國的失業工人所得到的失業津貼還遠高於蘇俄的工資。”又如近幾十年來“歐洲許多國家都和和平平的把政權由封建貴族的手裏轉移到中產階級手裏。”這都是馬克斯沒有夢想到的曆史事實。
他在此文裏，曾嚴厲的批評蘇俄所謂“無產階級的專政”。他說：
……照蘇俄的現狀，我們看不出一點平等自由的光明。不錯，資本階級是沒有了。……統治的階級，很廉潔，很努力，許多非共產黨都可以承認的。然而平等則完全不是。……蘇俄統治者的生活與平民是兩樣的。……權力和金錢一樣，是很可怕的毒藥。……從殺人，放逐，到自由平等是一條很遠的路。……
自由是人類最近所得到的幸福，很容易失卻，很難取得的。……蘇俄的首領最相信科學，但是自由是養活科學最重要的空氣。今天說，這是資產階級的餘毒；明天說，這是與馬克斯、列寧學說違背。科學如中了煤毒的人，縱然不死，一定要暈倒的。
在這樣嚴厲的批評之後，在君的論調忽然一變，表示他希望蘇俄的大試驗能夠成功。他說：
我雖不讚成共產主義，我卻極熱忱的希望蘇俄成功。沒有問題，蘇俄的共產是一個空前大試驗。如果失敗，則十五年來被槍斃的，餓死的，放逐的人都是冤枉死了，豈不是悲劇中的悲劇？而且我是相信經濟平等的。如果失敗，平等的實現更沒有希望了。
在這幾句話裏，我們可以看出在君有幾點不自覺的矛盾。第一、他在上文說，“從殺人，放逐，到自由平等，是一條很遠的路。”他現在說：“如果失敗，則十五年來被槍斃的，餓死的，放逐的人都是冤枉死了！”這豈不等於說：“如果成功，則十五年來被槍斃的，餓死的，放逐的人都不算是冤枉死的了！”這裏麵好像又是在君的“為全種萬世而犧牲個體一時”的宗教在那兒作怪了罷？第二、在君在這長文裏屢次說到“經濟平等”的要求是適合於時代要求的，但他又分明指出蘇俄並沒有做到經濟平等，何以他又說，蘇俄“如果失敗，平等的實現更沒有希望了”？這已夠矛盾了。他在此文前麵又曾說：“不是有自由，決不會得有平等的。”（頁九下）何以他又把“平等的實現”的希望寄托於那個否認自由的蘇俄大試驗呢？這就更矛盾了。
所以我個人推想：在君“極熱忱的希望蘇俄成功”，同他的“信仰”很有關係。他自己說，他的“信仰”的“一部分是個人的情感，無法證明是非，難免有武斷的嫌疑”。他那個“信仰”裏，一部分是那個“為全種萬世而犧牲個體一時”的宗教。其中還有一部分就是那“經濟平等”的理想。《我的信仰》裏有這一段：
所以我一方麵相信人類的天賦是不平等的，一方麵我相信社會的待遇（物質的享受）不可以太相懸殊。不然，社會的秩序是不能安寧的。近年來蘇俄的口號：“各人盡其所長來服務於社會，各人視其所需來取償於社會”，是一個理想的目標。（《獨立》一百號，頁十一）
他所謂“近年來蘇俄的口號”，他當然知道那是百年來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共同的口號。
所以在君的宗教是很接近共產主義的。所以《我的信仰》的末節有這樣的解釋：
然則我何以不是共產黨的黨員？第一、我不相信革命是唯一的途徑——尤其不相信有什麼“曆史的論理”能包管使革命成功，或是在任何環境之下革命一定要取同樣的方式。第二、我不相信人類的進步除去了長期繼續努力以外，有任何的捷徑。所以我盡管同情於共產主義的一部分〔或是大部分〕而不讚成共產黨式的革命。
請注意，那括弧裏“或是大部分”五個字是他原文有的。
除了這種“宗教”的信仰之外，在君所以希望蘇俄成功，也是因為他平時研究世界各國的資源與國力，認為蘇俄比較的具有種種可以有為的物質條件。他在那篇《評論共產主義，並忠告中國共產黨員》的後半，曾指出蘇俄革命時的國情物力都比我們中國優越的多多。他指出的有這些：
1917年，俄國已經有七萬公裏的鐵路，有組織極密的警察，有與德國作戰三年的軍隊。
1917年俄國革命時，國家銀行的金幣有十二萬萬九千五百萬盧布，儲蓄銀行的存款有十六萬萬八千多萬盧布。
歐戰以前俄國是個出超的國家，每年超出在四萬萬盧布左右。
俄國革命前有一萬萬七千五百萬公畝已耕之田，有四千萬公畝可耕而未耕的田，全國人民每人可分一·七公畝，約等於華畝二十五畝。
俄國有九百兆公畝的森林。
俄國有三千兆噸的石油儲量，歐戰以前每年已出產到一千萬噸。
歐戰以前，俄國每年出產四百九十萬噸鋼鐵。
這種種條件都是蘇俄革命政府的資本，都是在君和他的地質界朋友平時注意並且歆羨的。試舉石油一項，蘇俄在全世界第二位。革命以前，俄國已出產到每年一千萬噸。革命以後，減到四百萬噸。1931年已超過了二千萬噸，已比革命前增加一倍了。1933 年——在君遊蘇俄之年——希望可加到三千萬噸。（《獨立》第一五六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