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君常說，俄國至少是一個有產可共的國家。我們同俄國比，是一個無產可共的國家。所以他要去看看蘇俄革命後十五年來的成績，要去看看蘇俄如何利用那許多可以有為的物質條件，在統一的國家，獨裁的政治，計劃的經濟之下，在十五年之中造出了什麼樣子的成績。蘇俄的第一個五年計劃——後來縮短為四年零三個月——是1932年12月31日滿期的（看《蘇俄五年計劃的結算》，在君的七弟文治譯的，見《獨立》第五十號）。這是人類史上第一次用一個極大規模的方案來統治一個大國的各種經濟的、社會的、教育的活動。當時人把這第一個五年計劃看作蘇俄革命史上三大事件之一（其他兩大事件是1917年的布爾雪維克革命和1921年的列寧新經濟政策）。在君到蘇俄是在第一個五年計劃滿期之後八個月。在君和我們前幾年都曾提倡過“有計劃的政治”。近幾年來，我的思想稍稍改變了，頗覺悟古代哲人提倡無為的政治也是有一番苦心的，而有計劃的政治經濟都需要許多能計劃與能執行的專家，是不容易做到的。在君卻正是能計劃又能執行的科學政治家，所以他對於蘇俄的極大規模的有計劃的政治經濟大試驗，抱著極大興趣，“極熱忱的希望他成功”。他在出國之前發表的那篇長文裏，曾說：
……如果〔蘇俄〕成功，如果用蘇俄的方法能使國民生活程度逐漸的提高，生產和消費相均衡，我很相信，用不著劇烈的階級鬥爭，西歐北美都要共產，至少現行的資本製度要徹底改變，快快的走上平等的路去。（《獨立》第五十一號，頁十一）
這真是很大的奢望了！如果他用這兩個標準——“使國民生活程度提高，使生產和消費相均衡”——去估量蘇俄的成功與否，那麼，他此次遊曆蘇俄歸來應該是很失望的。
我們看他的遊記，他並沒有多大的失望。他充分的了解，這種絕大規模的計劃的建設決不是四五年短時期之內就可以判斷成敗的。他的遊記使我們知道，單在他自己所學的方麵，集合三千個地質家做研究設計，二千隊在野外工作，其中五百隊是做地質圖的——那種規模，那種氣象，是曾使他感覺大興奮的。他的蘇俄旅行，時間隻有四十天，地域隻限於新舊兩首都和南俄的油田煤礦鐵廠水電廠。但因為他是一位有科學訓練的觀察家，又是一位有政治興趣的愛國者，他的觀察和從觀察所得的教訓似乎都曾影響到他最後幾年的思想，特別是他的政治思想，並且似乎也曾影響到他最後幾年的工作的方向。
因此，我要在這裏略述在君從蘇俄歸來後的政治思想。
他的政治思想，見於這些文字：
我的信仰（二十三年五月六日） 《獨立》一百號
實行統製經濟的條件（二十三年七月一日） 《獨立》一○八號
民主政治與獨裁政治（二十三年十二月十八日） 《獨立》一三三號
再論民治與獨裁（二十四年二月三日） 《獨立》一三七號
科學化的建設（二十四年五月七日廣播） 《獨立》一五一號
蘇俄革命外交史的一頁及其教訓（二十四年七月二十一日） 《獨立》一六三號
他從歐洲歸來，繼續在北京大學教了兩學期的地質學。二十三年（1934）六月十八日他到中央研究院擔任總幹事的職務。這些文字之中，後五篇都是他在中央研究院的時期發表的。
《我的信仰》一篇，我已在第十二章和本章摘引了大部分，其中有兩段專說他的政治思想。他說：
人不但不是同樣的，而且不是平等的。……宗教心（即是“為全體萬世而犧牲個體一時”的宗教心）是人人有的，但是正如人的智慧，強弱相去得很遠。凡是社會上的真正的首領都是宗教心特別豐富的人，都是少數。因為如此，所以我對於平民政治——尤其是現行的議會的政體——沒有興趣。
在這一點上，他並沒有驟然的變化，他是向來鼓吹“少數人的責任”的重要的。（看他在《努力周報》時期寫的《少數人的責任》。）但他在1933年出國，不但是希忒拉剛登台，不但是史太林的第一個五年計劃剛結束，他到美國時又正值羅斯福的“新法”的第一個半年，正當美國國會把許多緊急時期的國家大權都授予羅斯福的時期。所以在君環遊世界歸來，不免受了那個時期的政治影響，他不但對於議會政體“沒有興趣”，他要公開的討論他所謂“新式的獨裁政治”了。他接著說：
同時我也不是迷信獨裁製的。在現代社會中實行獨裁的首領，責任太重大了，任何富於天才的人都很難稱職。何況這種製度的流弊太顯明了。要能永久獨裁，不但必須消滅政敵，而且要使政敵不能發生，所以一定要禁止一切的批評和討論。在這種製度之下，做首領的腐化或是盲化，隻是時間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