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1章 附錄(16)(1 / 3)

這下麵就是他的“新式的獨裁”的方式了:

我以為,假如做首領的能夠把一國內少數的聰明才德之士團結起來,做統治設計的工作,政體是不成問題的。並且這已經變為資本主義共產主義國家所共有的現象——羅斯福總統一麵向議會取得了許多空前的大權,一麵在政客以外組織他的“智囊團”,就是現代政治趨向的風雨表。

取得了許多空前的大權,又能夠組織一國的才智之士來做設計統治的工作:這是他在1933年從海外“資本主義共產主義國家”得來的“現代政治趨向的風雨表”。

我們幾個老朋友在那個時期頗有批評在君不應該提倡獨裁的政治的。在二十多年後,我們回頭細讀他的政論文字——最好是把他晚年的幾篇政論放在一塊讀下去——我們方才能夠認識他的愛國苦心,他的科學態度,他的細密思考。他的《實行統製經濟的條件》和《科學化的建設》兩篇更值得我們細讀。

那個時期最時髦的兩個口號是“統製經濟”和“建設”。在君指出“統製經濟”必須先具備三個條件:

沒有問題,第一個條件是要有真正統一的政府。……中國沒有那一省是可以自給的。……山西如此,北方各省都是如此。揚子江流域所燒的煤,所用的棉花,都不能不仰給於北方。……南北如此,東西亦複如此。……

第二個必需條件是收回租界,取消不平等條約。……統製棉業而外資的紗廠不能過問,統製航業而外資的船隻不就範圍,統製煤業而外資的煤礦不受支配,統製的目的如何可以達到?……現在我們的銀行大大部分在租界裏,可以利用的現金大大部分在外國銀行裏,……一旦有統製的消息,資本在幾分鍾之內可以逃的幹幹淨淨!

第三個必需條件是行政製度先要徹底的現代化。……現代化的行政製度,第一要有廉潔的官吏,……第二行政組織要健全。……第三握政權的人要能夠信任科學技術,識別專門人才。

他總括起來說:

以上三項,原本是建設新中國的途徑,不僅是實行統製經濟的條件。

他很沉痛的指出,若沒有這些條件而妄想施行經濟的統製政策,其危險可比“把一個心髒很弱的人交給一個毫無經驗的醫生,用重量的麻醉劑麻醉過去,再用沒有消過毒的刀子把肚子破開看看。這種病人沒有不死在解剖台上的!”

這篇文章頗側重消極的阻止當時各省與中央的各種統製政策。所以當時有人曾說:“丁在君也走上胡適之的無為政治一條路了!”

《科學化的建設》是他在中央廣播電台的講稿,最可以表現他的積極的主張,最可以表現他所謂科學設計的經濟建設是什麼。他指出:

建設如果要科學化,第一、建設的費用非有外資的輸入不能超過國民經濟的能力。建設用款全數是固定的投資,……本錢的收回為期甚遠,所以在一種經濟現狀之下,這種投資可能的總數是與國民全體的收入有相當的比例。

1929以前,美國國民的收入平均每人有七百元美金。其 中六分之一為儲蓄,儲蓄總數的一半為固定投資。……以美國國民收入如此之多,而固定投資還不過國民收入總數百分之九。

蘇俄的國民收入為一百五十盧布,而第一個五年計劃時用於固定投資之款占國民收入百分之二十以上,因而全國人民食不能飽,衣不能暖。因為收入越少,越不容易儲蓄,儲蓄之可以用於固定投資的部分更不能大。否則人民必受痛苦。

在君說的這第一點是最關重要的一個問題。但這是蘇俄的獨裁首領所絕不顧恤的,也是那些摹仿蘇俄的奴隸們所絕不顧恤的。

在君指出的其餘幾個要點是:

第二、是要有輕重緩急的標準:寧可少做幾件事業,但是一定要有始有終。……新設立的機關,……如果不能繼續,則過去花的錢都是白費的了。……

第三、建設當然要有統一的職權。……國家應該把要建設的事項做一個整個的計劃,把各事項所需要的研究、設計、執行,與普通行政分析清楚,再考察現有各機關的成績與人才,然後決定他們的去留增減。……

第四、凡百建設,未經實行以前必須有充分的研究與設計。……近代的建設事業太複雜了,沒有相當的研究與設計,不會得僥幸成功的。……民國十八年華洋義賑會在綏遠開的民生渠,一共費了八十萬元,而事前沒有測量,許多地方渠身比河身還高,河水流不進渠內,至今全渠成了廢物。

最後,他指出建設應該包括人才。“假如國家不能養成專門的技師,一切專門的事業當然無法著手。比專門技師尤其重要的是任用專門技師的首領。假如他們不能了解科學的意義,不能判斷政策的輕重,不能鑒識專門的人才,則一切建設根本不會成功的。”

我們必須先讀了上麵摘引的幾篇文字,然後能夠了解在君所主張的“新式的獨裁”的意義。他在前引的兩篇文字裏,最後總歸結到“握政權的人要能夠信任科學技術,識別專門人才”;歸結到那些“任用專門技師的首領”能夠“了解科學的意義,判斷政策的輕重,鑒識專門的人才”。

他在民國十四年初見孫傳芳時,曾說他自信能夠替國家辦一個現代化的軍官學校。十年之後,他好像已拋棄那個夢想了,他的新誌願好像是要為國家做一個“科學化的建設”的首領,幫助國家“判斷政策的輕重,鑒識專門的人才”。他放棄了他最心愛的教學生活,接受了蔡元培院長的請求,擔任起中央研究院的總幹事,正是因為他認清了中央研究院的使命是發展科學的研究,領導全國學術機關的合作,幫助國家設計經營科學化的建設。他在那個時期主張“新式的獨裁”,也是因為他誠心的相信他所謂“新式的獨裁”是同他生平的宗教信仰和科學訓練都不相違背的,是可以領導全國走向“建設新中國”的路上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