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在《民主政治與獨裁政治》一篇短文裏，曾明白規定“新式的獨裁”須具有四個條件：
一、獨裁的首領要完全以國家的利害為利害。
二、獨裁的首領要徹底了解現代化國家的性質。
三、獨裁的首領要能夠利用全國的專門人才。
四、獨載的首領要利用目前的國難問題來號召全國有參與政治資格的人的情緒與理智，使他們站在一個旗幟之下。
他的結論是：
我已經說過，目前的中國，這種獨裁還是不可能的。但是我們大家應該努力使他於最短期內變為可能。放棄民主政治的主張，就是這種努力的第一個步驟。
當時我有《答丁在君》一文（《獨立》一三三號），還有一封信責備他。他有長文答複我和別人的責難文字，題為《再論民治與獨裁》。我在二十年後重讀此文，他的最末一段說他“離開蘇俄的時候，在火車裏，問自己”的兩個問題，那是至今天還很動人的文字，我已引在前麵了。此文中，最使我感動，最使我了解這位死友當日的真情緒的是這一段：
中國式的專製原來是不徹底的。所以我們飽嚐專製的痛苦，而不能得獨裁的利益。“九一八”事變剛發生的時候，有一位反對國民黨的朋友對我說：“蔣介石一定和日本人妥協，國民黨一定要賣國了！”我回答他道：“我希望你這話是真的。但是我恐怕事實上是做不到的！”二十年（1931）十一月胡適之先生寫了一封長信給宋子文先生，主張及早和日本人交涉。我告訴他道：“我是讚成你的主張的。可是國民黨的首領就是讚成，也不敢做，不能做的，因為他們的專政是假的。”這就是我們的前車之鑒。
這一段是很傷心的話。在君在這裏很感慨的指責國民黨的專政是“假的”，是舊式的專製，而不是他所夢想的“新式的獨裁”。他的“新式的獨裁”的第一個條件是“獨裁的首領要完全以國家的利害為利害”。“九一八”事變之後，政府的首領不敢及早交涉，也不能及早交涉，就是不能“完全以國家的利害為利害”，就是夠不上“新式的獨裁”的第一個條件。
在君還不肯拋棄他期望我們國家的首領做到“新式的獨裁”的癡心。二十四年的七月二十一日，他又發表了一篇最動人的文章，題為“蘇俄革命外交史的一頁及其教訓”——這是他一生最後的一篇政論了！
他那篇文字詳細敘述列寧一力主張單獨向德、奧、布、土四國提議停戰，並派托洛茨基去議和，最後簽訂那個賠款十五萬萬元美金割地約占全國百分之三十的布賴司特——立陶烏斯克（Brest-Litovsk）條約。在君為什麼要重提這件曆史故事呢？他說：
我所以要舊事重提者，是因為當日蘇俄首領的態度和策略很足以做我們當局的殷鑒。……
華北是我們的烏克蘭。湖南、江西、四川是我們的烏拉爾——古士奈茨克。雲貴是我們的堪察加。我願我們的頭等首領學列寧，看定了目前最重要的是那一件事，此外都可以退讓。我願我們的第二等首領學托洛茨基：事先負責任，獻意見；事後不埋怨，不表功，依然的合作。我願我們大家準備退到堪察加去！
這是“一個真實的愛國者”丁在君的最後的哀呼！
十七 “就像你永永不會死一樣”
在君的最後的哀呼裏，曾說：
華北是我們的烏克蘭。湖南、江西、四川是我們的烏拉爾——古士奈茨克（Ural-Kusnetsk）。雲貴是我們的堪察加。
當他說這話的時候——二十四年（1935）七月——“我們的烏克蘭”已是十分危急了。華北是中國的重要富源，是供給全國工業原料和工業動力的主要區域。河北、山東、山西、河南四省占有全中國百分之五十六的煤礦儲量，是世界煤礦最富的一個區域。所以說是“我們的烏克蘭”。一旦華北落在敵人的手裏，長江下遊以及沿江沿海的工業就都沒有煤燒了！
那個時候，政府正在利用中英庚款的借款，努力完成粵漢鐵路中間沒有完成的一段。當時參預設計的人們——在君與詠霓都在其中——正考慮粵漢路全線的煤的供給問題。萬一華北不能保全了，萬一平漢鐵路不能繼續運煤南下了，這個煤的供給問題當然是最關緊要的了。
因為這個問題的重要性，在君決定自己去湖南考察粵漢路一帶的煤礦儲量與開采現狀。他特別注意湖南湘潭縣譚家山煤礦的儲量，因為那個礦是“沿粵漢鐵路唯一的重要煤礦”。但根據以往調查的報告，這個礦的“煤係地層成一向斜層，煤層的傾斜很大，施工困難”。在君要自己去作一次更詳細的調查，要考察“煤層的傾斜角度是否愈下愈小。如果愈小，這個向斜是有底的。不然，就會像無底的一般，礦的價值隨之減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