午餐後，下洞考察。礦洞傾角四十五度，斜深一百七十公尺。洞內溫度甚高，著單衣而入，亦汗流浹背。然年事已高的在君先生竟不畏艱苦，直到洞底，親測煤係傾角及厚度，始行出洞。事前王曉青君勸請勿入，由他代為下洞勘測，亦不允許。
在君先生出洞時，衣服已盡濕。由洞口到公事房，約百餘公尺，洞外空氣是極冷的。在君先生經過這百餘公尺的曠野，到公事房，堅不肯入浴，因為已是下午五時，他還要趕回南嶽歇宿。他將汗濕的衣服烘幹，加上外衣，徑回茶園鋪車站，坐路局的汽車回南嶽。……
在君先生考測譚家山煤田的結果，認為煤係傾角過大。他說，若想知道煤係陡插入地若幹深度之後始行變平，須再從向斜層軸線上加以鑽探。（劉基磐同上文）
婁克思先生認為在君那天下那“傾角四十五度，斜深一百七十公尺（等於五百五十八英尺）”的礦洞，也是他後來腦中樞血管損壞的一個原因。
在君從蘇俄回來，就感覺兩手兩腳的指尖有點麻木，他就進協和醫院去檢查身體。檢查的結果，認為有血管硬化的征象，醫生曾勸他多休息，不要太勞苦。他向來作地質旅行，總是“登山必到峰頭，移動必須步行”的。這回他到湖南，遊興又發了。衡嶽之遊，他走上三千六百英尺高的衡山。譚家山探礦，他走下六百英尺斜深的礦洞，熱到衣服全濕了，出到洞口，天氣極冷，他不肯洗澡，把濕的衣服烘幹了，他就走了。這樣從極熱的洞底走出到極冷的曠野冬風裏，他那天就傷風了。因為有點傷風，所以他第二天在衡陽生了爐火，閉了窗子，才睡覺，那晚就中了煤氣毒了。
在君在二十三年（1934）七月十七日給我一封信，信尾說：
上火車時，聽說半農生病，以為無妨，不料他竟死了，聽見了很悵然。許多人以為我旅行太小心，太求舒服。其實乃〔是〕我很知道內地旅行的危險，不敢冒無謂的險。假如半農小心點——多用殺蟲藥粉，而且帶帆布床，當然不會把性命送掉的。
信中說的是劉半農先生。二十三年半農到綏遠去調查方言，搜集歌謠，路上得病回北平。七月十四日進協和醫院，診斷為回歸熱，當天就死了。這種病的微菌，在內蒙古一帶，往往是由蚤虱傳染的，土人稱此病為“蒙古傷寒”。在君在內地旅行最小心，故他責備半農不小心，竟“把性命送掉”。誰也想不到在君自己在一年半之後也把性命送掉——主要的原因也是不小心，並不是不小心忘了帶殺蟲藥粉和帆布床，隻是不小心忘了醫生的警告，忘了他是已有血管硬化征象的中年人了，忘了他已不是二十年前在金沙江上爬上一萬多尺高山頂上的少年人了！
十二月八日，在君到衡陽，淩鴻勳先生請他住在粵漢路株韶段路局賓館。那天是星期，這兩個老朋友相約休息一天，他們談的很高興。晚上在君在淩先生家吃飯，九點淩先生送他到賓館，約定了明天同去耒陽看馬田墟煤礦。
以下是淩先生的記載：
九日晨七時半，餘扣先生戶，知尚未起，其仆謂久撼而未醒。室中有壁爐，曾於先一日下午生火，先生睡時將所有氣窗關閉，於是同人決為中毒，立召鐵路陳、袁二醫生至。時呼吸仍有，而脈已微。急施救治，不見醒轉。察其枕下遺有安眠藥瓶，少去三片，因決係夜睡過熟，致中毒不覺。……是日午間〔將在君先生〕由賓館移至教會仁濟醫院。是夜湘雅醫院楊濟時醫生自長沙至。但至十日上午仍未見醒，餘乃急電詢翁詠霓先生，而在君先生於十日晚即已醒轉。
他中煤氣毒，是許多因素的湊合。第一、他從礦洞裏出來，就傷風了。那天晚上他洗了澡去睡，想出點汗，故關閉窗戶。第二、他缺少用壁爐的經驗，更沒有料到那晚上大風雨，壁爐煙囪的煤氣出不去，反吹回屋裏來了。第三、在君的鼻子本沒有嗅覺，聞不出煤氣。第四、他的習慣要睡足八小時，因為次日要去看礦，他服了一片安眠藥。這許多因素不幸湊合，造成了絕大的悲劇！
中煤氣毒，是北方人常見的事。但株韶路局的醫生都是南方人，從沒有這種經驗，他們把病人當作溺水的人救治，做了六小時的人工呼吸，以致病人的左胸第五肋骨折斷，胸部受傷。正如傅孟真說的：“並未停呼吸，何用人工呼吸！”這確是一大錯誤。
在君的肋骨折斷，胸部受傷，經過兩星期之久，未請外科醫生驗看。直到十二月二十四日才請湘雅外科主任顧仁醫生（Dr.Phillips Greene）診視，才抽出五百五十公撮的稀膿液，所以傅孟真在十二月二十八日從長沙給我信上說：
湘雅醫院很不壞，萬分盡心。其內科楊主任（濟時）非常盡心，可感。然楊主任似未免忽略了院中的外科主任。我感覺此外科主任顧仁（Greene）人與本事都好。若不是他，在君已不救了。……若早找顧仁來細看看，或者〔左胸積膿〕不至積久而暴潰。
這是第二個大錯誤。
在君昏迷了四十多個鍾頭。當九日晚九時楊濟時醫生趕到診視時，他說：
丁先生顏色紫紅，呼吸深而促，瞳孔反應甚微，口唇流血，並已置口腔擴張器，下門牙已去其二，口腔破裂處頗多。脈搏一百三十餘，血壓一四○·八五。肺底有少許水泡音，腹部腫脹，四肢痙攣，尤以右側為甚，右踝呈陣攣反應。因疑煤氣中毒外尚有其他變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