劭西把他訂補的《白石年譜》送給我看，那時已是民國三十七年（1948）十一月了。我又請我的朋友鄧恭三（廣銘）先生把全稿拿去細看一遍。鄧先生是史學家，曾作過陳龍川、辛稼軒的傳記。他和他的夫人，他的大女兒，都曾校讀過我的《白石自述編年》初稿。恭三看了劭西訂補本之後，來問我為什麼不曾引用八卷本《白石詩草》的材料。我竟不知道白石自寫影印的《借山吟館詩草》一卷之外，還有一部八卷本《白石詩草》！劭西見我引用了《白石詩草自敘》，他猜想我必定已見了《詩草》全部，所以他也沒有複檢這八卷《詩草》。我請恭三放手做訂補的工作。他不但充分引用了《白石詩草》裏的傳記資料，他還查檢了王闓運的《湘綺樓日記》、《湘綺樓全集》，和瞿鴻、易順鼎、陳師曾、樊增祥諸人的遺集。他還沒有做完這部分工作，我已離開北平了。在民國三十八年（1949）開始的幾天，恭三夫婦和他們的大女兒可因分工合作，抄成這一部《白石年譜》的定本，遙遠的寄給我。
這本《白石年譜》大概不過三萬字，是黎劭西、鄧恭三和我三個人合作的成果。我們三個人都是愛敬白石老人的，我們很熱誠的把這本小書獻給他老人家。他在八十五歲時曾有詩句：
莫道長年亦多難，
太平看到眼中來。
我今天用這兩句詩預祝他九十歲的壽辰。
我們本想請徐悲鴻先生審查這部小書，並且要請他挑選白石老人各個時期的代表作品來作這本年譜的附錄。眼看這是不可能的了。我很感謝汪亞塵夫人和顧一樵（毓琇）先生從他們收藏的白石作品裏挑出一些最可愛的精品來給這書作附錄。
胡適 三十八（1949），二，九
序 二
黎錦熙
我從四歲時就跟著齊白石先生一塊兒在家鄉玩兒，一直到現在，有五十五年之久的關係，所以胡適之先生讓我參加撰定他的年譜，真所謂誼不容辭，責無旁貸。
胡先生於民國三十六年八月已寫定初稿四冊，那時我正因事離開北平，到三十七年四月才從湘返平，六月胡先生把全稿交給我，我讀過之後，心想：第一，所據白石“自述”材料的本身偶有錯誤，胡先生多用考證的方法發現出來，最好就請白石先生本人在原有材料上自行改正。第二，原有材料實在還有不夠的，更需要他自己“用喉舌代紙筆”，即如他學畫和刻印的過程，他的生活和他的藝術進展的關係，我雖然也略知道一些，可是並非本行，還得向他做個較長時間的訪問。因此，從七月起，過門輒入，促膝話舊，經過半年，就胡先生的原稿隨手訂補。但是，年紀快到九十歲的白石老人，回憶往事，每不能記為何年。有時先後差上十幾年他也不在乎。例如在清宣統元年己酉（1909）以前，他遊過西安、北京、上海、南昌、桂林、梧州、廣州、欽州以及蘇州、南京各地，他自稱“五出五歸”，經胡先生考訂隻有三出三歸，問他自己，他自己也不能斷定，隻說，“或者有兩出兩歸是在己酉以後吧？”他的次子子如和次女阿梅，現在北平，邀同檢討，他們那時尚幼，也覺“餘生也晚”，不敢斷定。有一天，我忽然想起，我自己的日記是從清光緒二十九年癸卯（1903）寫起的，現都藏在北平，何不取來一查？結果就得到他四出四歸的證據，還有一出一歸是在己酉前一年，那時我已在北京，所以日記中沒有關於他的記載。這麼一來，我的直接訪問的工作，仍須回到旁征曲引的考證路線上去。
於是我把我的日記來做旁證的材料，凡關於白石先生的記載，打算都摘下來，酌采注入他的年譜中。可惜我這個工作沒有徹底做好，因為從癸卯至今四十五年間大小數十冊的日記，並且從民國十一年起改用注音符號寫的，從民國十六年起，又改用譯音符號的國語新字，要查某人的姓氏名號，不如漢字之容易映入眼簾，非有工夫一行一行的細看不可，所以《白石年譜》中自民十三以後，就沒有逐年逐月檢尋我的日記，隻把有關的事情抽查幾處，補入注中。將來我若是根據自己的日記來自訂年譜時，或者還可以給《白石年譜》寫出一點兒“補遺”來，也還可以替往來較密而最久的師友們找出一些編訂年譜的材料。
在這“回到考證路線”的原則下，鄧恭三先生對於這部《白石年譜》的訂補工作，是更有價值的；他從白石同時人的著述裏，如《湘綺樓日記》等，找到一些有關的材料；又把胡先生所據白石的“自述”材料，複查一遍，揀補了一些。這部稿本重新繕定之後，看起來相當充實，可以出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