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親汪德佑，畢業於上海交大土木工程係，新中國成立後是“長辦”工程師，懂英法德俄日五國外語。1949年，他不願去台灣，留在了大陸，他向往延安式的生活，打心眼裏熱愛中國共產黨。然而，他卻一輩子無大的建樹，飽受曆次政治運動的衝擊，清貧一生。
然而，20世紀30年代的方方的父親卻是躊躇滿誌，意氣風發。這一年暑假她的父親從上海交大回家，認識了在九江儒勵女中讀書的女中學生張恬然，兩人一見鍾情，然而他們雙方都由家裏做主定親了，父親與一位柯小姐，母親與其表哥。但是，浪漫的愛情戰勝了封建禮教，雖然方方的老外公反對這門親事，但方方的父母卻無比堅定其結合的信心。回校以後，方方父親給她母親寫信，鼓勵她讀巴金的《家》，並且摘錄“我們不是畸人，不是愚人”這樣頗有煽動性的句子。後來這一對新時代的青年終於成功了。“最後戲劇性的是，”方方說，“父親定親的那位柯小姐和母親定親的表哥結合了。”父母的解除婚約促成了另一對夫妻，這個戲劇性的結局方方沒有寫入小說。
在抗日戰爭期間，方方的父母都在雲南，父親是中印油管工程處的工程師，他曾經也有過輝煌。而以後的年月，就像方方描述的一樣，她的父親成了一個抽著劣質煙，不愛說話，整天擔心挨批挨鬥的、瘦不拉嘰的古怪老頭。我們殘酷地設想一下：假如他當年出走域外，今日重新歸來，穿著T恤衫，紅光滿麵，以海外學者的身份出現在國內大學的講壇上，並且受到官員們的接風與宴請，向國內的親人一擲千金……會是這種結局嗎？可能是。然而，每個人都隻有一種結局。這就是命運。
方方的父母都謝世了，就像她在小說中說的一樣：這個世界再也沒有了他(們)的足跡。一代一代的人像煙雲一樣飄散了，他們究竟去了哪裏？
“宦子塌”閑話及其他
宦子塌是一個地名，一個江漢平原農村隨處可見的地名。方方的《閑聊宦子塌》是偶爾為之的農村小說，農村方言小說，但不是通常意義上的農村題材小說。她不“思索”農村的現實問題，也不刻意表現農村人的痛苦，更不想表現那種所謂地域文化的底蘊。這樣的一篇讓人說不出所以然的小說，為什麼受到許多人的讚賞且也是她自己很喜愛的小說呢？
這曾是打動我的一篇小說，這是使我看到了小說中陽光燦爛的小說，猶如躺在田野的草坡上曬太陽，看流雲，什麼也不想的小說。之所以如此，因為這些年我一直把沈從文的小說視作我創作的圭臬，方方的“宦子塌”使我重新沐浴了一回這樣的陽光——沈從文小說中傳導的那種溫敦的、寬厚的、無邊無際的陽光。
胡幺爹與秦家妃妃一家的感情瓜葛，方方不過借了這一些背景來寫那片土地悠長而甜蜜的神秘韻味：它在穿破與不穿破之間，說與不說之間，欲言又止與戛然而止之間，溫和的嘲笑與曆史的默許之間。就是這樣，人繁衍著，幹著蠢事、傻事、回味在心的事、遺憾的事和滿足的事。
這篇小說是方方在電視台拍電視時額外的收獲，是電視的下腳料，從洪湖得來的素材。那時候她十分懷念那樣一種激情鼓蕩的年月；而現在，這種激情慢慢地消退了——她在拍片子的間隙，是一個寫小說的有心人，盡力去搜集、抄錄當地的方言、地名誌、方誌、民歌資料。她沉浸於此，在土地的光芒中，她得到的回報當然就是土地暖烘烘的感覺了。
一個完全沒有農村生活體驗的作家，寫出了醇香的農村小說，這當然是一個奇跡。
《暗示》則是一篇閱讀效果與《閑聊宦子塌》完全不同的小說，它之所以牽人眼目，在於它使我有一種讀20世紀那些外國小說經典的感覺。細究起來，它當然是一篇“先鋒”小說。可是國內的“先鋒小說”都寫了些什麼，天知道！“先鋒小說”在我看來是一些壓根兒就對自己不自信的人寫的，那種寫作時的猶豫狀態變成了所謂哲學意義上的“恍惚”與“迷宮”，天知道我們的評論家是怎麼上當的。但方方的小說與那種所謂的“先鋒小說”又顯然不同。《暗示》中的葉桑的投水，下墜時升騰的強烈欲望與幻覺，方方為此營造了一個旭日燃燒的童話奇景，因為有了這個布景，葉桑的自溺便是十分的悲壯與絢麗了，甚至達到了燦爛的極境。方方這些年極喜歡營造燦爛的極境(景致)：“宦子塌”的通篇陽光(正常的)，《桃花燦爛》中淒美的燦爛，《暗示》中迷幻的燦爛，都讓人有新奇的閱讀體驗。葉桑姨媽的自殺與其說是“不能承受罪惡”，不如說是這個家族有著乖戾和精神缺陷的基因所致。姨媽、母親、妹妹，最後由葉桑將這種精神缺陷推上了極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