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小說的難度
劉醒龍
我們對小說以及其他藝術的需要，完全是出於一個人靈魂的驅使，與饑寒飽暖無關。文字從發明出來以後，就是人在有限的生存時空裏所享受的最美妙的東西。從來就沒有人能夠占有它，即便是有人在對文字的使用上超出他人許多，到頭來受用這些文字更多的不是他自己而是別人。文字是人在世界裏實現物質與精神的溝通，跨越種種不平衡而從心理上維持平衡的最偉大的發現。而小說是人對文字使用的登峰造極。
曆經滄桑不褪色的小說不是沒道理地憑空而來。這種道理是人生命中的絕對隱秘。就像我們對著大海無親無故就開始景仰它欣賞它的壯麗磅礴和深奧，可大海真的就這麼一說就清，我們在潛意識裏就沒有別的什麼想法嗎？難道就沒有因為人是從海裏進化而來，所以人的基因裏至今還保留著對大海的親和嗎？在所有藝術形式裏，小說最受偏愛，除了它最容易讓人感動，難道就沒有人在選擇小說時首先是因為它包容了最多的欲望、最大的期望和最失敗的情愛悲歡嗎？難道就沒有小說可以向人提供一種虛擬的參與、虛構的發泄、虛妄的激情嗎？
所以，小說是一個時代的奇跡。小說是黑暗中的一種光明，是平庸中的一種浪漫，是無奈中的一種反抗，是殘酷中的一種溫馨，是糊塗中的一種警醒；或者是與此完全相悖，是光明中的一種黑暗，是浪漫中的一種平庸，是反抗中的一種無奈，是溫馨中的一種殘酷，是警醒中的一種糊塗。小說決然不同的取向，決定了它是無法約束的。在它身上有頗多的上帝意味，在理論上，上帝永遠隻有一個，進入到每個人心中的上帝卻個個迥然不同。小說也是這樣，寫作者與小說的每一次遭遇所產生的結局都是不可以重複的，因此我們見到的每一部小說都有讓人驚訝的地方。一旦新的寫作開始了，從前的一切經驗便即刻成了烏煙化去，隻有那些空闊無邊的想象在發揮著作用。而當一部小說漸入佳境時，那些先前決沒有意料到的語言與情節讓寫作者不免一邊自我懷疑一邊自我讚歎。沒有人要求寫作者的寫作是因為沒有人能夠要求寫作者的寫作。一部小說的誕生是一個人生命升騰靈魂出竅的結果。我們常在冥冥之中感受到一種召喚，隨後心就被什麼拿走放進油鍋裏煎熬，這時候除了寫作我們無法自救。結果自然可以預料：還有什麼能比在拯救自我中所表現出的忘我，更讓人回味無窮，更讓人百讀不厭？
20世紀90年代以來，文化界就在熱衷於製造一些虛假的繁榮，其特征無外乎，以誘惑代替真理，以廣告代替權威，以重複一千遍的謊言代替一字千鈞的承諾。人們的審美判斷看上去仿佛“多元”了，其實是“把玩”。就像當年隻要錢包不是癟的，誰都敢去海南倒賣汽車和房地產；隻要會寫漢字，說得清楚漢語，便敢厚顏地將那些不成體統的篇什妄稱為文學。好的文學，其中傾注的必定是一種深沉之愛，以及那些因為小康了隱隱而來的憂鬱和痛楚。好的文學，會是書寫者的靈魂形態，能夠用來散布寬厚，宣揚達觀，標記靈性；是書寫者重新回到普通人位置，與物欲橫流的越來越猖獗所進行的個人阻斷。
一次具有文學意義上的書寫，必然是某些經驗元素積累到臨界點後的一次酣暢淋漓的重組，幻變而成的新生。這樣的經驗，隻靠肉體積澱是不行的，得有通過靈魂的升華。即便是魯迅那樣的大師，也不能成為後來者的個人經驗。他的小說經驗隻是相對文學史而言，對於後來的個人寫作，最能發揮功效的反而是使其成為寫作的諸如近親回避機製。當下業界與媒體甚至更願意在一個六歲的孩子的文字麵前蜂擁而上，更願意炒作一部隻用六天時間就寫作完的所謂著作。用六年寫一部小說很可能是蠢材，六天的寫作絕對可以吹捧成為天才。文學界沒有經曆過“虛假的繁榮”，還沒有產生這方麵的免疫機能，這些也得靠經驗積累。這其實也是小說的難度。
2.劉醒龍印象
朱小如
湖北作家劉醒龍似乎無論春夏秋冬都一直留著短短的小平頭，給人一種精明能幹的印象，初次見麵是在《上海文學》主辦召開的“現實主義衝擊波”研討會上。那時他的小說《分享艱難》幾乎成了整個研討會的關鍵詞。在一起吃飯聊天的時候，盡管他也坦言“分享艱難”不是他的原小說名字，而是周介人給他改的，功勞還是應該記在周介人身上。但是劉醒龍這個作家就此被定位在主旋律作家之列。一位前國家領導人曾多次要求各級幹部都要看根據劉醒龍的小說《鳳凰琴》改編的電影《鳳凰琴》，並要求一定要解決好鄉村民辦教師問題。後來上海電影製片廠也的確請他來寫過主旋律劇本，然而似乎又沒有搞成，不知怎麼回事。那幾年，他一下子完成了四五個長篇小說，其中上海文藝出版社還給他的《彌天》召開了研討會。因而我們見麵的機會就多了，當然談話的內容主要還是小說創作，從他的話語裏偶爾會流露出對自己被定位在主旋律作家上有所顧忌。他似乎更願意人家說他是個現實主義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