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又”，是因“曾”。
四大徽班的興盛推出了京劇，老生中的“前三鼎甲”和“後三鼎甲”延續了京劇，隨後的四大名旦和四大須生更輝煌了京劇，惟獨在花臉一行較弱，僅出現了“淨行三傑”。解放後的中國京劇院始終保持了四個團的建製，北京京劇團擁有馬、譚、張、裘“四大頭牌”，經常又以“三包”（三個演出組）形式去占領北京和天津的重要市場……
以上的“三”和“四”，無非是說京劇在其盛行之時，就曾是“多元”的。諸多“名角兒”，各個流派，這樣那樣的劇目，千奇百怪的欣賞方式，共同構成了那個時代對京劇的審美。
俱往矣！穿越“文革”中一段極其喑啞而又百倍瘋狂的年代，京劇在老齡時“又”恢複了青春，重新又贏得了“多元”。這“又”字來得何其不易，它從本質上與以往任何時候的“多元”都有所不同。
昔日獨尊“國劇”的時代早已結束，展現在國人麵前的，是一個越來越具有開放心態的“多元”。國人的文化視野早已打開，而且越來越廣闊，藝術興趣也隨之越來越廣泛。在這樣的大背景下，京劇至多隻是“多元”當中的“一元”京劇背後的中國傳統文化，也至多是中外諸多有影像的思潮當中的“一元”。
二十一世紀的世界究竟向何處去？我們至少麵對著兩種頗不相同的看法。
一是季羨林先生有一個“東方文化肯定要大放光芒”的說法。其基本理由是——二十世紀當中，西方文化占據了主要地位，取得了不少成就，但也遺留下不少問題。這些問題單純依靠西方文化是解決不了的。既然這世界還要向前發展，所以就隻能到東方來取藥方來了。
二是費孝通先生之“即將出現一個全球性的戰國時代”。而這個即將到來的時代，正呼喚著新的孔子，呼喚一個比孔子心懷還要開闊的大手筆。而這個新的孔子需要培養，我們應該學會培養孔子。要創造一個環境，一種氣氛。這個時代在思想上理論上必然會有很大的爭論，在爭論中才能篩選出人類能共同接受的認識。在這種共識的形成過程中，中國人應當有一份兒……
兩位老先生的意見明顯不同，我們還一時分辨不出高下或者正誤，或者我這種思路本身就不符合“多元”的基調。京劇的未來隻是這個大問題下的一個小小分支，大問題定不下來，小分支又從何談起。更何況，必然往往又要從偶然中體現，大問題中“必然”的成分較多，小分支往往則由“偶然”起更多的作用。因此京劇前途，除了“多元”二字之外，我們現在還不可能預知得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