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所學校給了劉文彩預期之外的收獲。在他生日那天，學校師生舉行遊行，學生們穿著整齊的衣服，洋鼓洋號，從學校到劉家莊園，接受劉文彩的賞賜和勉勵，然後再又遊回來。遊行時還專門為他編了歌，“仗星公挽禿瀾，學府宏開春風普馨”，儼然是個救世主。劉文彩死了之後，屍體停在學校，凡是去悼念上一把紙的人都可以吃一餐飯，學生們更是人人戴孝。
更出乎他的意料之外的，是在他死了幾十年後，凡是校友同聚或是談及學校時，都將扯出他來歌頌一番，這一待遇連清華北大的創始人都難以匹敵。現在它改名為安仁中學，但有人四處奔走呼號，要恢複文彩中學，連有些官員也於有意無意之間，稱它為“文彩”中學，隻是前麵“私立”兩個字沒敢太急著加上。
以上這些描述如果是真的，劉文彩倒真的值得一誇。然而，以上圍繞辦學校的這些真真假假的傳說和流言，掩蓋不住劉文彩的惡行，通過一些材料的字裏行間，仍可捕捉到與修學校同時他的所作所為。
修學校的動議據說是別人議論讓他知道了，他才決定全部由自己一個人出錢的。這個說法似乎修學校是當地政府的動議，與他並無關係，而他去插一杠子，正是考慮到財政經濟困難，孩子們的前途要緊，才伸出了援助之手。如果這樣，僅這一個開頭，就足以讓人敬慕，即使他過去有什麼不好的行為，這一招也可以改變人們對他的看法。
然而事情並非如此。
在安仁這塊地方，政府是他，他也是政府，協進社包攬了社會上的各種行當，地下地上的權力都一把挽在他的手裏。在他修了新公館之後，所剩材料還很多，而他的公益協進社裏有文教這一項，不修學校怎麼管文教？再看為修新公館一個人的證明吧。這人是唐場的袍哥陳輝廷，唐場離安仁僅兩公裏，相互來往方便。陳輝廷為蓋新公館燒石灰，共燒了十幾萬斤，結帳時卻少了三萬多斤，虧了本還不起，隻好躲起來了。他說，每擔四百斤運去，過秤時卻隻有兩百多斤，他證明說，為這事他認真對那秤研究一番，才明白劉家的秤不一樣，大的二十六兩一斤，小的十四兩一斤，而過去的秤應該是十六兩一斤。大小兩種秤如何使用，誰都明白。修學校將會如何對待？那秤絕不會閑置不用的。
應交國家的糧食，凡在他的地盤裏，都在他的糧倉裝著，報上去僅一個空帳。他打著為國收糧的牌子收取農民的，但他可以任意支配。如果上麵催得急了，他就再讓人敲起鑼四處去收。那些佃戶們平時都不敢不聽劉文彩的話，現在他在幹著善事，誰敢馬虎？出工出力的許多都是白幹。還有其他那些中小地主和袍哥們，有劉文彩帶頭，誰都不敢不拿出些東西來。工匠們要吃飯，還要將糧化為現金，反正倉庫裏有的是，但那都是已經屬於上交了的國家財產。
參加公益協進社其實是要收錢的，你要受到保護，那麼就請加入公益協進社；要加入公益協進社，就得先交碼頭錢。十萬之眾的袍哥碼頭基金，由他一把捏著，他可以往學校裏頭扔，誰都不敢也不願反對。
修學校時錢不夠了？所謂砍掉楊仲華名下的田租，所謂不惜再染指鴉片，所謂不得已做糧食生意等等，所謂“寧虧自己不虧學校”之說，那隻能騙騙不懂事的孩子。這隻要看看修學校之後他還有多少財產就明白了。
在校長高樹元給劉文彩打的收條和教育部給劉文彩的表彰中，學校的價值是三億五千零二十八二千元。劉文彩一輩子在錢上打滾，他的口頭禪是“有錢要會用”，把這一文錢變為兩文錢或者更多，這就叫會用。傻乎乎拿出三億五千萬，那他就絕對不是劉文彩了。
三億五千萬，如此多的資金原放在哪座倉庫裏？即使隻有三分之一吧，那也需要相當的空間。或許有人會說，他散在各地的公司很多，錢莊銀號很多，並不需要放在家裏。這倒說明了另一個總問題，那就是他搜括搶劫宜賓人民的巨大錢財並沒有摻水。
據說那時候有規定，私立中學必須有一千畝作為辦學基金，縣教育科長張緒英跑去找劉文彩落實，劉文彩卻玩了一手。他拿出四百萬元和一張空白田契，填上了一千畝，親手交給張緒英，要他往司法處跑一趟。這個張緒英隻好去找司法處長陳昌明，送上巨款，那個陳處長紅著臉收下了。長二天，陳處長蓋上了公證大印，張緒英再拿著那張經過公證了的田契往省裏跑。這件事情由張緒英證明，想必假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