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劉文輝有罪在前大功在後的事實，按照革命不分先後的宗旨，解放後他照樣受到了人民的尊重。但這不能成為包攬他人罪惡的資本。我們批判政治運動株連無辜的劉氏後人，也正在於本人的罪孽不能殃及別人。但如果我們一邊在批株連的荒唐時，又主張將一人之功恩及家族，或者有功就不能涉及罪過，或者拉扯出某個進步人士跟劉文彩私交不錯而企圖說明什麼，隻怕所執的觀念還是沒有搞準。
在減租退押運動中，起義的將領劉元琮自殺，釀成了悲劇。對此，四川省政府和成都軍區於一九八六年為他恢複了名譽。這種事情並非隻有劉元琮一人身上發生。但，這事與劉文彩什麼關係？什麼關係都沒有。拉扯出這個人來，也成了為劉文彩不平的材料，就顯得有些可笑了。劉元琮的個人悲劇是不幸的，但那減租退押的運動卻不能詆毀。共產黨多少高級將領都在那時期經過了這種考驗。功是功，過是過，這也正是土地革命不同於改朝換代的特征。一功掩百罪，這是封建時代的做法，當今一些貪官汙吏敢於為非作歹，所持的就是曾經有功，所抱的也正是這塊牌子。劉元琮的起義有功不能抹殺，但，剝削之罪卻也事實存在同樣不能因功忽略。在家鄉退賠挨批判，離了家鄉照樣是師長，有何不可？他在農民麵前不願低頭，公然高喊不向農民低頭，並將退賠的財寶扔在地下然後吞毒藥自殺，雖值得傷痛，這個方式卻未必是正確的。
其實，激起為劉文彩不平的心理動因並不難追尋：除了歲月的塵垢淡化了先輩的生死恩怨，除了對過去政治鬥爭的逆反心理等等方麵的因素之外，最直接的原因是，留存至今的實物為今天安仁鎮的經濟和文化產生了效益。幾座公館的宏偉令人讚歎，一所學校培養出了人才，這些在市場經濟中發揮著作用的效益都看得見摸得著，參觀者欣賞的比重遠遠大於受教育。而劉文彩的惡行呢？已剩不多的知情者講述的是劉文彩盤剝和殘忍，而被剝削者和被殘害者的痛苦感受卻難以傳給世人。那個收租院展覽給人更多的是藝術感染，對於並沒有切身體驗的現代人來說，心理上實在難以產生血與淚的共鳴。因而，多少人的血淚風吹滅，隻留下遺跡供談笑。這真是曆史和時間的殘酷。劉澤高的一句話頗具代表性：“人家劉文彩還給安仁做了些好事，劉湘當著那麼大的官，他幹了些什麼？”他的觀點恐怕並不是一個人的心思，地方上的父老鄉親和大小官員們，未必就沒有這種想法。
更有些不安分於平和日子或對現實生活抵觸的年輕人，無端地猜想著：假若我生在哪個時候？他們絕不考慮可能淪為被奴役的境地，絕不考慮被奴役的悲慘，幻想著劉文彩呼風喚雨的威風，慨歎自己沒有發跡全是因為沒碰上好時候，因而在心理陰暗的一角，那個劉文彩便成了崇拜偶像。那些穿著狗腿子衣服拍照的人們，更不知這是自甘下流、讓爹媽難堪的行為，他們心目中的劉文彩，自然跟別人心目中的劉文彩不同。
總之，對劉文彩的人生，無論是以過去的眼光看還是以今天的眼光看，都無值得效仿之處；對劉文彩的所作所為，無論站在東方的立場還是站在西方的立場，也不可能有合法的依據為他辯護。美國總統被人罵，也沒有追殺罵人者的權力，可劉文彩呢？他忌恨民主，忌恨比他強的人，崇尚封建統治和個人獨裁，誰對他不敬他就將人置之死地。那些零打碎敲的善行，正是一切獨裁者玩的把戲，有什麼值得恭維！
能給劉文彩唯一的一點安慰是，他生錯了時代，生錯了家庭。假如他出生在一個民主平等的社會，憑著他的聰明和蠻勁兒，或許會成為另一種有用的人才。但，假若讓他自由選擇，他會選擇民主和平等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