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上邊例子我們可以看到修辭對這篇小說主旨認識起到重要作用。教材把比喻的本體搞錯了，說用蛀蟲比喻胥吏，就自然會認為小說主旨是揭露胥吏橫征暴斂，皇帝荒淫無道，“是對封建統治階級的譴責和諷刺”，“是對受盡欺淩和迫害的下層群眾的深切同情”。其實這樣閱讀、理解是一種膚淺，也是不正確的理解。因為蒲鬆林對封建統治階級並無譴責諷刺之意，他隻是看到“官貪吏虐”而向統治者發出忠告：“天子一跬步，皆關民命，不可忽也。”他寫《促織》展示成名一家悲劇遭遇，最終又成為喜劇。看起來“以蠹貧，以促織富”是造成悲劇喜劇的原因，其實作者的用意是針對科舉製度的，隻不過他不便公開批判科舉製度，而通過成名因為啃書本，“操童子業，久不售”而貧窮，因為養促織而致富以致“一人飛升，仙及雞犬”，在這種強烈對比中，我們才體會到言外之意是對科舉製度的譴責和諷刺。
《嚴先生祠堂記》一文，是範仲淹知嚴州時，建子陵祠後所為。題為嚴先生祠堂，則是對嚴子陵的祭祀和讚揚，應當主要寫嚴子陵才是。然而這篇二百字的短文，卻處處把光武帝拉上，比並相連，幾乎平分秋色，這是為什麼呢？金聖歎曰：“題目是嚴先生，卻以光武對講，說得光武大，愈顯得先生高。此水漲船高法。”這種筆法，如果我們用修辭的眼光看，可以叫做“襯托法”。嚴於陵是被襯托者，光武帝是襯托者。選光武帝襯托嚴於陵是因為二人有著非同一般的關係，“微先生不能成光武之大，微光武豈能遂先生之高哉！”所以才能夠“水漲船高”，“說得光武大，愈顯得先生高”。杜牧《題桃花夫人廟》：“細腰宮裏露桃新，脈脈無言幾度春。至竟息亡緣底事，可憐金穀墮樓人。”題為“桃花夫人廟”，則知這詩是寫息夫人的，楚文王滅息國而擄息夫人，息夫人生兩子但不開口說話。這詩前三句都是息夫人事，而末句是綠珠事。綠珠為石崇愛妾，為孫秀所逼，跳樓自殺，是以綠珠襯托息夫人。為什麼以綠珠作襯？兩人有相同的處境，均為強暴所迫；兩人又有不同的結局，綠珠尚可徇情，而息夫人不得反抗楚文王而苟且偷生。知道反襯用法，這首詩用意自明。
三、修辭與鑒賞
人們常常說“閱讀欣賞”，這是把“閱讀”與“鑒賞”混為一談了。確實，“閱讀”與“鑒賞”有很多相通之處，有一些共性。比如它們都是一種讀書活動，都要用眼睛去看、去觀察，都要用腦筋去思索、去認識、去理解。然而畢竟“閱讀”與“鑒賞”有很大的不同。首先，就書麵語言來說。閱讀的範圍要比鑒賞的範圍大得多。一首詩、一篇散文或一部長篇小說固然是閱讀的對象，而一封書信、一則新聞報道、一個通知何嚐不是閱讀的對象呢？但鑒賞的對象恐怕隻限於書麵語言中具有文學藝術性質的作品。其次，閱讀與人們的社會生活密切相關，在當今信息化時代，無論你是做工務農，還是經商從政；不管你是教書求學，還是從事研究工作，你都必須經過閱讀，完成言語交際，進行交流學習，從而認識了解事物，獲取知識信息，增強自身素養，方能融入社會生活。因此，閱讀是人們謀求生存不可或缺的手段，是現代社會生活無時無刻不在進行的活動。但鑒賞與人們的社會生活無直接關係，並不是人們謀求衣食住行的方式手段，而隻是一種獨特而複雜的精神活動。鑒賞者能否鑒賞以及鑒賞水平如何，取決於鑒賞者的學識、文學修養，因此並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從事這種精神活動。其三，閱讀是言語交際中與“編碼”程序相反，密切相關的“解碼”過程。它以準確獲取信息，正確理解原意為目的，是言語交際過程必不可少的一個環節。而“鑒賞”並非言語交際過程的一個環節，也不同於“解碼”，不是對語言的還原。霍鬆林先生曾經指出：“文藝鑒賞，乃是一種藝術的再創造，而不是對作品內容的刻板複述。”因此，它不以獲取單純個別的知識信息為目的，而追求更高層次的認識價值和審美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