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王充在《語增》篇裏指出誇張的理據，即誇張的“情理邏輯”問題。王充以“稱堯若臘，舜若踞”與“桀紂之君垂腴尺餘”為例，王充認為前者誇張於理有據。說堯舜治世，勞心勞力，身體羸瘦，如臘（幹肉）如踞（幹鳥肉或幹魚肉），這是符合情理的，這可以叫“增之”亦即誇張；後者王充認為於理無據。他說“紂為長夜之飲，糟邱酒池，沉湎於酒，不舍晝夜，是必以病，病則不甘飲，則肥腴不得至尺。”“言其腴垂過尺餘，非徒增之，又失其實矣”這裏所說的“實”也就是，生活的真實，事理的真實。
其次，王充又論述了誇張的修辭作用，在於“譽人不增其美，則聞者不快其意；毀人不益其惡，則聽者不愜於心。”亦即誇大生活邏輯，生活真實的合理部分，以引起人們的好奇、關注。“俗人好奇，不奇，言不用也。”
到南梁劉勰，在《文心雕龍》一書中設專篇《誇飾》討論“誇張”修辭。比起王充來又大大前進了一步。
劉勰的貢獻在於，從大量的文學作品語言實際出發來探討“誇飾”這一修辭現象。他不象孟子隻舉《詩經》的片言隻語，也不象王充編造一些非文學作品的語言事例。劉勰從《詩經》、《楚辭》、《尚書》、《孟子》、《荀子》以及宋玉、景差的作品，司馬相如、楊雄的漢賦，以及兩晉六朝如郭璞、孫興公、木玄虛、王文考、何平叔、潘嶽、何晏等人的文學作品語言，分析誇張的作用和使用目的，從作者創作、寫作方麵是為了“義深褒貶，故義成矯飾”，論證了“辭雖已甚，其義無害”“事必宜廣，文宜過焉”以及“狀詞可得喻其真”的道理，特別在最後，提出“誇而有節，飾而不誣”的觀點，把“有節”和“不誣”作為誇張的準繩。“誇而有節，飾而不誣”是說誇張必須建立在客觀真實，合於情理的基礎上，注重誇張的分寸。
其次，劉勰比較分析了文學作品語言中一些誇張修辭現象的優劣得失。他肯定了象《詩經》“言峻則嵩高於天，論狹則河不容朋”，《尚書》“襄陵舉滔天之目，倒戈立漂杵之論”“辭雖已過，其義無害”。然而六朝文體以敷布之法為之，誇飾之用為盛，故誇飾逾量，“真采匿而浮偽成”。故劉勰在論及相如、楊雄、張衡等人作品誇張時批評其“詭濫”“虛用濫形”“忘其事義睽刺”。當然也肯定了兩漢魏晉以來一些必要的，好的誇張修辭手法運用。
劉勰之後，似乎沒有人專篇專書從理論上探討誇張修辭的，但這種修辭手法卻是廣泛運用於各體文章、各類詩歌。後世詩話中，時有論及此法者。
（2）詩歌的誇張
嚴有翼《藝苑雌黃》：“吟詩喜作豪語須不畔於理方善。”“餘觀李太白《北風行》雲‘燕山雪花大如席”，《秋浦歌》雲“白發三千丈”，其句可謂豪矣，奈無此理何！”謝榛《四溟詩話》：“太白曰：‘燕山雪花大如席，片片吹落軒轅台’景虛而有味。”這些都論及詩詞中誇張手法真實性的問題，正如後來魯迅所說：“所以漫畫雖然有誇張，卻還是要誠實。‘燕山雪花大如席’是誇張，但燕山究竟有雪花，就含著一點誠實在裏麵，使我們立刻知道原來有這麼冷。如果說廣州雪花大如席，那可就變成笑話了。”
關於詩詞中誇張手法真實性問題的爭論，一直不絕於記載。如杜甫《古柏行》：“霜皮溜雨四十圍，黛色參天二千尺。”宋沈括與黃朝英的爭論；杜牧《江南春》：“千裏鶯啼綠映紅”楊升庵的疑義（《升庵詩話》以為“千裏”即“十裏”之誤）。不過詩詞裏邊，有一種手法，就是把誇張同設疑比喻結合起來，卻從來沒有人懷疑它的真實性。如李白的“飛流直下三千尺，疑似銀河落九天。”如果說廬山瀑布是銀河從天而降，則有人會懷疑，但同疑喻手法結合說“懷疑對象”就消除了人們與真實性的聯想。再如李白詩“白發三千丈，緣愁似個長。”一則誇張的分寸大大超過真實的界限，二則下文緊接著解釋，這時因“愁”所致，古人有“愁生白發”之說，白發長原來是言愁多。
誇張的基礎，還是根源於人們思惟中的想象。李白詩《陪侍郎叔遊洞庭醉後》：“劃卻君山好，平鋪湘水流，巴陵無限好，醉殺洞庭秋。”有人說此詩“放言無理”，如果我們一定要追求前邊說的“誠實”“真實性”，此詩確實可能“放言無理”，但這首詩讀起來我們就知道，這是從一個好飲者眼裏看洞庭洞，看君山的想象之詞，他幻想著鏟除君山，讓洞庭湖更大，然後把洞庭湖水都釀成佳釀，喝個痛快。詩豪語辟，極言快心。所以讓人一眼看出這是想象，再不要糾纏真實，然後把讀者帶人想象的意境中，這是文言詩詞中最常用的誇張。
事實上讓誇張同其他修辭手法結合，就會讓讀者知道這是想象，是藝術誇張而不糾纏真實問題。如王維《出事》：“坐看蒼苔色，欲上人衣來。”用“坐看”二字即知是寫目前所見事物的一種錯覺，當然也是一種誇張，至於為什麼會有這種錯覺，會產生這樣的誇張，則是這首詩的旨趣所在，需從詩外作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