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種政策的轉變有時決定於國內的經濟和政治因素，有時又決定於國際事件。政策的轉變也有自己的原動力。黨力求擴大意識形態的一致性，直到知識分子不願生產成果為止；然後它又放鬆一下，直到它的政治控製受到威脅時為止。在相對放鬆的間歇期，黨鼓勵--或者至少是準許--知識分子就西方思想展開學術上的辯論和討論。它也允許--有時甚至是鼓勵--對官僚主義的批評，以便清除官僚主義的弊端。”（《劍橋中華人民共和國史1949年--1965年》）
在蘇聯，布爾什維克黨人統治的第一個十年內，對知識分子思想的控製，遠不像以武力去收繳農民的糧食那樣劇烈。可在中國，建國之初，首先發動的便是以二百萬知識分子為對象的思想改造運動。
運動的緣起，是一部名為《武訓傳》的曆史人物傳記影片。它說的是上個世紀一個教育家的真實故事，他依靠行乞成了地主，然而這卻是一個將畢生的心血獻給了鄉村教育的地主。自1951年初公映以後，得到社會各界的好評，擁有廣泛讀者的《大眾電影》雜誌並將它列為本年度十部最佳國產片之一。
在家基本閑坐無事、養得白白淨淨的江青，注意到了這部影片，並向丈夫介紹了它。他震驚的倒不是這部影片像一隻蒼蠅那樣令他惡心，而是它在眾多知識分子心靈的湖畔，怎麼會像白天鵝一般翩翩起舞……
毛澤東從不摸槍，但常喜好在《人民日報》上玩弄“社論”這把“槍”。他當即握起“槍”，向這隻“白天鵝”開火了：“《武訓傳》所提出的問題帶有根本的性質……承認或者容忍這種歌頌，就是承認或者容忍汙蔑農民革命鬥爭，汙蔑中國曆史，汙蔑中國民族的反動宣傳為正當宣傳……
“電影《武訓傳》的出現，特別是對於武訓和電影《武訓傳》的歌頌竟如此之多，說明了我國文化界的思想混亂達到了何等的程度！”
從生物學到法學，從哲學到文藝創作的各個領域的知識分子，無不受到了深深的震撼，人們在組織或在覺悟的驅使下，紛紛站到蘇聯的理論和學術思想的水龍頭下，盡力洗去西方的理論和學術思想，以便能穿上一件清一色的、但在外麵的大街上可以通行無阻的馬列主義外衣……
雖然中央強調這是一次通過批評和自我批評，引導和幫助知識分子進行自我教育的運動，但要解決大相無形的觀念形態問題，除了在延安時期就用過的批判、揭發、檢討、鬥爭，乃至人人過關，引導者們和幫助者們實在使不出別的什麼高招。
在複旦大學，為了幫孫大雨過思想關，一個批判會連著開了八個小時。
在北京大學，曾當過舊北大法學院院長的周炳麟教授，因為解放前和國民黨有點瓜葛，整了又整，就是不被認可入“關”，他絕望地說：“你們不要再找我談什麼思想改造了，就算我是在為國民黨殉節吧……”據說此事毛澤東知道了，也勸阻道：“不要再搞了，再搞就過了。”
在西南政法學院，一位做過國民黨最高法院推事的教授，去“天堂”無望後，便買了一張去“地獄”的票，在走長江的客輪上跳下沉江了……
如果說最後沒能過思想關的知識分子隻是極少數，那麼朝鮮戰爭的爆發，後期“三反”、“五反”運動的介入，使得在思想改造運動中多數算是過了關的知識分子，身上的懷疑也遠未能卸去。
最突出的是司法界，建國伊始辦了個新法學研究院，原本是想在裏麵改造舊司法人員，但一個命題好似一把鋒利的刀子，一下便挑破了這個短暫存在的“肥皂泡”
列寧講，什麼是國家？國家就是軍隊、法庭，就是監獄、警察。按列寧的論斷來理解，政法工作就是國家的刀把子。舊法學講在法律麵前人人平等，而新法學的本質則是階級壓迫階級。舊法學講訴訟程序，工人、農民哪懂什麼程序，這顯然是刁難老百姓。舊法學鼓吹在法庭未判決之前，對罪犯應該實行無罪推定，這又是資產階級標榜“人權”的虛偽把戲；而在無產階級看來，既然已是被告，便確定無疑地成了罪犯，對他們不實行有罪推定，罪犯是獲得了“人權”，可人民群眾的“人權”卻被剝奪了……
一句話，舊法學理論必須拋棄，舊司法人員必須調離。
在經過“大掃除”後的北京司法界，能留下來的舊司法人員似雪泥鴻爪，而大量湧進來的是一批血氣方剛、摩拳擦掌的店員，他們正是在“三反”運動中湧現出來的鬥爭資產階級的積極分子。
多數部門的舊社會留用人員，則被調任與他們的資曆、經驗遠不相稱的低級職務。與此相反的是，黨內有些平庸之輩和文化水平不高的黨員得到了普遍地提升，似乎從此開始，劉胡蘭麵對鍘刀的威武不屈的身影漸漸遠去了，董存瑞在高舉的炸藥包上炸響的、令山河變色的豪言壯語也慢慢風流雲散，他們可以進“幼兒園”，毫無羞愧之色地“排排隊，吃果果”了……同時享受起懷疑他人批判他人的專利，與前者比起來，這同樣是在精神上吃“果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