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使是民粹主義的推崇者毛澤東，也許是因為他本人在遵義會議之前屢遭打擊，他還記得真理一旦被冤屈是個什麼滋味；也許是因為在嚴酷無情、瞬息萬變的戰爭環境裏，夜晚睡覺也得睜著一隻眼睛，他保持著高度的清醒，在別人“左”的時候，他還能識別出“左”來，在延安為“搶救失足者運動”承擔責任並加以甄別，便是一例。
知識分子這個階層，從總體上說，還遠看不清楚毛澤東版本的馬克思主義，竟會對自己未來的命運投下一道濃重的陰影。
即便是來自解放區、身心已留有斑斑傷痕的知識分子，在中華人民共和國隆隆的開國慶典的禮炮聲中，驀然回首過去，除了難以忘卻康生那藏在鏡片後的一對冷蛇似的幽光，更多的還是慶幸自己經受了革命的考驗，從而才能在今天站在十月藍湛湛的晴空下，分享這革命所帶來的無限光榮與巨大憧憬……不過，民粹主義一旦睡在了曆史的床上，揭開掩體的被單，“左”傾思潮的突起與泛濫，便是一個時間早晚的問題。
而中國社會劇烈變革的指針，正越來越接近這個時間……
4圓，一種美妙的平衡
當中國卸下從民族解放的大道上一路駛來的滿肩風塵，擺在眼前的已是一條奔向現代化的大道。
隨之驟然而至的是，大規模的工業化建設和全社會吃喝拉撒睡的全方位管理。與戰爭環境裏如魚得水、遊刃有餘截然相反，毛澤東感到了陌生。在沒有其他先例可循的情況下，他欣然接受了伊凡大叔的經驗，在接見來訪的蘇聯客人時，他用一個小小的幽默道出了此時中國共產黨人極為虔誠的心情：你們是大烏龜，我們是小烏龜，我們隻要跟著你們後麵爬就行了……
很快，蟄伏的民粹主義，感到了來自兩個方麵的挑戰--
一方麵，戰爭年代那種登高一呼、便山搖地動、雲集影從的壯闊畫麵，得送進曆史博物館了，領袖的蓋世神力和英雄之舉將失去大眾觀摩的舞台。如馬克思·韋伯所分析的一種由前理性時代愚昧落後的政治、經濟和社會關係造成的社會心理現象，即奇理斯瑪型統治，得為一種建立在工業文明基礎之上的法理型組織形式所代替。
如果說，前者強調的是個人永恒的魅力，精神上神秘的感應，熱情火焰一樣燃燒，意誌黃河一樣奔騰……
那麼，後者強調的則是係統運轉的穩定，決策過程中的科學化與民主化，以及三軍儀仗隊一般的秩序，春江花月夜一般的和諧……
另一方麵，國家在工業化的過程中，在疏遠農民的經驗、才幹乃至身分的優越感的同時，必然要愈來愈親近知識分子的學識、專長以及在事業上的熱情。知識分子卻是這樣一種尤物：當長征途中多少吃皮帶、咽草根的故事，讓他們既感動不已、又羞愧不已的時候，自身的價值感和榮譽感在他們的頭腦裏隻是一片空白；而隨著戰爭年代的遠去，農民們道德的魅力與身分的優越感，日愈稀薄於共和國每日攀升不已的腳手架前，他們的價值感和榮譽感便日愈蘇醒了。
雖然，中國的知識分子不同於西方的知識分子，後者給自己戴上“社會的良心”的桂冠，並以理所當然、毫不妥協的姿態去審視社會、批判社會；但是中國的知識分子的身上，也流著儒家傳統的血液。唐朝的魏征、姚崇為這個傳統標識了楷模，即知識分子必須為國家盡忠盡職，當統治者偏離了國家利益的時候，知識分子要敢於直言進諫。
這便意味著，在長期以來習慣了一種聲音的社會氛圍裏，得開始習慣響起不同的聲音；而且，猶如在吃了一頓肉食之後，總能在牙縫間剔出幾點肉絲來，作為西方文明的心儀者與傳播者的知識分子，一旦發出了自己的聲音，便總能讓人從中捕捉到幾絲微妙、乃至令人不安的東西來……
民粹主義開始在床上躁動不已。它眼裏有了血絲，腮幫上鼓起了一道道的棱子肉，指關節也被扳得叭叭作響。在演出了一幕幕威武雄壯的活劇之後，它不會甘心就這麼悄然地離開曆史舞台……
作為特定曆史環境中民族文化的人格化身，毛澤東自然感覺到這來自兩方麵的挑戰。
對於第一個方麵的挑戰，隨著本書的展開，我們很快就可以看到素來討厭繁文縟節、又著迷於自己對中國人民的巨大感召力的毛澤東，將會怎樣以越來越激烈的口吻，去嘲諷那個龐大的將他和自己人民隔離開的法理型組織形式，並使這一組織形式的駕禦者周恩來，如同在泥濘地裏駕禦一掛重載的驢車，日愈陷入一種動輒得咎、狼狽不堪的境地……
對於第二個方麵的挑戰，毛澤東早已通過自己的人際關係，傳達出他鮮明的傾向--
長期以來，他交了不少黨外朋友，諸如黃炎培、柳亞子、章士釗、陳叔通、馬敘倫、李濟深、張治中、邵力子、程潛、傅作義、王季範、周士釗、周穀城、馮友蘭……翻一翻《毛澤東書信選集》，名單還可以開得更長。
對於黨內幹部，毛澤東宛如隻接受香火、而從不離開廟宇的莊嚴的菩薩，基本隻保持工作關係，極少有私人交往，即便是對幾十年跟隨左右的周恩來，建國後他也隻去過一次西花廳，其他領導人家裏，他則一次都未去過。
而對於這批人，他則由“菩薩”還原成了有著兒女情長的人：迎送出門，上下攙扶，挽手搭肩，泛舟漫步，噓寒問暖，送錢送物，且滴水之恩，湧泉相報。程潛早年當過他的老師，一解放，程潛來北京，他親自去車站迎接，據說這是他唯一一次移動大駕，去車站歡迎一個人。周穀城曾和他共事於湖南師範，在他的鼓動下，周穀城還參加過湖南省農民協會，並被聘為農民運動講習所講師。建國後，自1957年到1965年，毛澤東到了上海，或是周穀城去北京，總會安排兩人見上一麵。1958年1月6日，毛澤東在杭州時，念友心切，竟特意派了架飛機來上海接周穀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