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時代的暗房裏，他們在進口的膠片之上，衝洗出了一個幾千年的中國的嘴臉：封建主義，專製主義，禁欲主義，宗法主義，平均主義……他們將膠片踩在腳底下，衝出暗房好似衝出一個幽深漆黑的曆史隧道，此刻站在原野平川之上，沒有比盧梭、華盛頓、法國革命綱領、美國獨立宣言，更能讓他們感到長風掠耳；也沒有天賦人權、民主、自由、平等、博愛，更使他們覺得陽光如瀑。為了這片古老而又苦難的土地，他們之中的佼佼者願走上險峻的高加索山，去做那個任憑雕鷹叼去眼珠也要盜得火種來的普羅米修斯……
中國隻要秦皇漢武，還有“隻識彎弓射大雕”的成吉思漢，卻從來不需要普羅米修斯。在二十世紀最初的十年，從康有為、嚴複、孫中山，到鄒容的《革命軍》、陳天華的《猛回頭》、《警世鍾》、《獅子吼》……雖然以慧星般奪目的光芒，照亮了曆史的天空，可終歸也如慧星一樣，很快便和他們的一部嘔心瀝血之作--辛亥革命一起，墜落在長夜難明、雲沉天低的封建暗空裏……知識分子是兩股力量擰成的麻花。
比起單純的“麵條”來，“麻花”便有太多的迷茫、太多的唏噓、太多的動搖，自然也有太多的痛苦、太多的躁動、太多的探求。
對於前者，猶如對一個郊荒島瘦、迎風落淚的弱者，人們很難喜歡，難怪中國共產黨的奠基者雖是以李大釗為首的一群知識分子，可在1927年“八七會議”以後，王明、張國燾就視自己的同類為“隻有三天革命性的危險分子”，並宣稱“把知識分子從黨內洗刷出去”；
對於後者，好似走來一個精力充沛、咄咄逼人的強者，人們更難容忍，想法多了便像一把把刀子，刀子扔出去將劃破正進行莊嚴演出的舞台上的布景，讓觀眾看到布景後不那麼莊嚴的東西……
林黛玉不會找焦大作老公，這種文化形態不會尋知識分子作自己的載體，由此也是確定無疑的了。剩下的一群惟有非文化人，在中國工人階級始終弱小的情況之下，他們主要當然是農民。似乎這是它非此即彼的勉強選擇，其實正是門當戶對、珠聯璧合的聯姻--
在中國的大地上，從世世代代、此起彼伏的農民起義的金戈鐵馬聲中，我們聽到了農民對皇權社會、專製製度斷然有革命的要求。但這一要求絕不會引起中華文明的巨大斷裂，我們拂去曆史彌漫的烽火硝煙，不時看到這樣的鏡頭：一旦衝進了紫禁城下，便要黃袍加身、分封諸侯，而不會厲兵秣馬，再展長纓，席卷巴士底獄、凡爾賽宮，並迎風升起春光般明媚的三色旗來……
農民雖也有民主的要求，但一條刷在土牆上的“打土豪、分田地”的標語，就足以讓他們熱血沸騰，握纓而起，乃至拋頭顱、灑熱血也在所不辭。農民夢寐以求的最高生存需要--“二畝地，一頭牛，老婆孩子熱炕頭”，便是他們的最高民主要求。
如果說知識分子在民主上的渴望是阿波羅飛船登月，農民的渴望隻是借梯子上牆，後者不但渺小，有隨時實行的可操作性，而且避免了心理的劇烈震蕩。牆外也是早已熟悉的炊煙與村莊，小溪與山岡，月球上卻絕對是反差強烈的氣候，完全陌生的地況地貌……
農民動如脫兔，因苦大仇深具有極大的革命動力；可一旦滿足了生存需要，頃刻間便靜如處子。
農民能去疆場上出生入死，卻不會去思想上出生入死。他們的思想得有人規範，一旦被規範，他們則終生難以逾越。
因為和土地、四季更替的緊密聯係，農民安道守常，循序漸進，他們是民風淳厚的源泉，更是江山穩定的的磐石……
猶如無垠、豐饒的尼羅河流域，托起了輝煌、雄偉的金字塔一樣，中國的農民完美地托起了這一種貼近鄉村的文化形態。這一種遠離城市的文化形態，也用一張頗為現代的包裝紙，精心包裝了農民的理想、農民的哲學。
這一種文化形態，麵對自己上帝的讚美，是極為動人的。且看李大釗先生的筆下--“在都市裏飄泊的青年朋友們啊，你們要曉得：都市上有許多罪惡，鄉村裏有許多幸福；都市的生活，黑暗一方麵多，鄉村裏的生活，光明一方麵多；都市上的生活，幾乎是鬼的生活，鄉村中的活動，全是人的活動；都市的空氣汙濁，鄉村的空氣清潔。你們為何不趕緊收拾行裝，清還旅債，還歸你們的故土？早早回到鄉裏，把自己的生活弄簡單些，勞心也好，勞力也好，種菜也好，耕田也好，當小學教師也好，一日把八小時作些與人有益與己有益的工作，那其餘的工夫，都去做開發農村、改善農民生活的事業。一麵勞作，一麵和勞作的伴侶，在笑語間商量人向上的道理。隻要知識階級加入了勞工團體……隻要青年多多的還了農村，那些掠奪農工、欺騙農民的強盜，就該銷聲匿跡了。
“青年嗬！走向農村去吧！日出而作，日入而息，耕田而食，鑿井而飲。那些終年在田野工作的父老婦孺，都是你們的同心伴侶，那炊煙鋤影雞犬相聞的境界，才是你們安身立命的地方嗬！”（《青年與農村》1919年2月20--23日《晨報》）
“我覺得人生求樂的方法，最好莫過於尊重勞動。一切樂境，都可由勞動得來，一切苦境，都可由勞動解脫……曉得勞動的人實在不知道苦是什麼東西。例如身子疲乏，若去勞動一時半刻，頓得非常爽快……免苦的好法子，就是勞動。這叫‘尊勞主義’”。（《青年活動的方向》1919年3月14--16日《晨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