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僅僅是李大釗先生，從脫去長衫、身無幾個銅板、卻攜同學少年走向湖南鄉間的毛澤東，到二十年代傾心在農村搞“鄉村建設運動”而風雲一時的梁漱溟……身上無不躍動李大釗筆下的熱情。
關注農民，理解農民，乃至將農民理想化，將勞動神聖化，對此，我們是否可以看到先秦墨家--作為一種小生產者的理想學說，在這張頗為現代的包裝紙上，打上的或濃或淡的痕跡呢？
與這種文化形態對農民的頂禮膜拜截然相反，它必然會鄙薄、貶低知識，排斥和打擊知識分子。
對此，毛澤東有過一句讓世人醍醐灌頂的名言：“卑賤者最聰明，高貴者最愚蠢”；“文革”中有過“臭老九”的排隊，和“知識越多越反動”的說法，致使幾代知識分子如履薄冰，自感來曆肮髒，罪孽深重……其實，這“版權”並不屬於毛澤東，在中國近代史上一位重要的思想家章太炎那裏，已經把知識分子打進了另冊：“今之道德，大率從於職業而變。都計其業，則有十六種人：一曰農人，二曰工人，三曰裨販，四曰坐賈，五曰學究，六曰藝士，七曰通人，八曰行伍，九曰胥徒，十曰幕客，十一曰職商，十二曰京朝官，十三曰方麵官，十四曰軍官，十五曰差除官，十六曰雇譯人。其職業凡十六等，其道德之第次亦十六等。
“農人於道德為最高，其人勞身苦形，終歲勤動……
“自藝士（醫師畫家等等）下率在道德之域，而通人（高級知識分子）以上則多不道德者……
“要之知識愈進，權位愈伸，則離於道德也愈遠。”（《革命之道德》）在這裏，知識的多寡與道德的高下成了反比。如果僅僅是一介書生之見，猶如癡人說夢，沒有誰會去當真。可它一被這種文化形態奉為了金科玉律，而且這一文化形態好似玉妝粉琢的西施招搖過市，其盈盈眼波勾走了越來越多的人，並最終和二十世紀的曆史雖未公開舉行婚禮，卻有了事實婚姻之後，知識分子在中國的坎坷與劫難，就是自然和必然的了。
這究竟是一種什麼文化形態呢？
它憑何魅力與曆史如膠似漆、耳廝鬢摩呢？
也許取農民是民族精粹之義，這種文化形態被稱之民粹主義。
上一個世紀之交的中國，病入膏肓，積貧積弱。一切為之憂心如焚的誌士仁人的心裏，大抵悲愴而又激越地鳴響一曲二重變奏。這是一曲民族主義（反帝）與民主主義（反封）的二重變奏，一曲彼此的音符和旋律不時發生衝撞的旋律--
要高張民族主義，就必然會維護民族文化、民族傳統中不少獐頭鼠目的東西，而正是它們在漫長的歲月裏，蛀空了一棵原本根深葉茂、遮天蔽日的大樹；
要實行民主主義，就遲早得讓國人睜開眼睛，而穿過太平洋的風浪，西方文明一旦登陸，黑憧憧的鋼鐵巨獸便會吞噬我們廣袤的農村，在奇光異彩、風流不盡的霓虹女妖撩撥下，人們一直“陽痿”著的私欲，將會堅硬地勃起……
在民族主義和民主主義的兩難境地之間，民粹主義就這樣脫穎而出了。
它是砂紙和凡士林，將民族主義與民主主義各自的毛刺打磨幹淨，讓那曲二重變奏看上去從此油光閃閃；
它是教堂和唱詩班，讓多年以來誌士仁人們左奔右突、躁動不已的靈魂，從此得到洗禮和安寧；
它是發動機和燈炬，前者驅動我們民族走出恥辱的泥淖而抵達富強的新途，後者則在這同時警惕著社會不會如資本主義一樣失去道義與公平。
更重要的是，它依然是一把高舉的革命之劍，它隻會刺向敵人--帝國主義、資本主義、皇權主義，而不會刺傷本民族文明自身。
難怪它的劍影，幾乎遍及世界上所有亞細亞生產方式的國家：在印度，聖雄甘地舉起過這把劍，在印度尼西亞，蘇加諾舉起過這把劍。在上世紀六七十年代的非洲，形形色色的“社會主義”劍鞘裏，其實插著的也是這把劍。
在十九世紀的俄羅斯，因為廣泛存在的農村公社殘跡以及東正教的傳統，以及本國西化過程一再受挫後，對英法為代表的歐洲最高文明的由“羨”為“恨”的民眾心理機製，民粹主義不但在實踐上風行一時，而且赤裸裸地穿起理論的外衣，普列漢諾夫和列寧，曾經花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折斷了這把劍，並將它丟進了十月革命的爐火中……
於是，民粹主義也為中國的造反者們所喜聞樂見，因為二十世紀二十至四十年代的造反實踐，正是以農民為主體、以農村為根據地的武裝鬥爭，即農民革命戰爭的實踐。
毛澤東，作為韶山衝裏一個農民的兒子，長期的鄉村環境熔鑄了他農民本色的情感態度和認知心理。他喜歡讀人物傳記，尤其是曆代農民起義領袖的傳記，從陳勝、吳廣、張角、張魯，到王仙芝、黃巢、李自成……讀來無不興味盎然。一部《水滸》和《三國》，從少年時代的牛背，一直放到晚年被書籍淹沒了的床頭，兩個兒子在蘇聯念書時，他也托人將這書送去，擔心他們在啃洋麵包時卻忘了啃這“土麵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