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還著迷於古代戲曲，八個樣板戲一掃天下時，他躲在豐澤園裏一個人看《李陵碑》，看舊戲錄象。暫且將“風雷激”、“雲水怒”的小小寰球放在一邊，一看就是五、六個鍾頭。看完，他又常常發出如是的評點：
裏麵沒有種田的農民，所有的人物都是武將、文官、書生，從來沒有一個農民做主人公……（李銳《學生時代的毛澤東》）青出於藍而勝於藍。章太炎斷定了知識分子道德的低下，毛澤東除此之外，還真心實意地相信在經驗和才幹上，農民也比知識分子高上一籌：“群眾是真正的英雄，而我們自己則往往是幼稚可笑的。”
他熱衷於打發知識分子去農民那裏領上一張“畢業證”，無論是對兒子、作家、犯了錯誤的幹部，還是走出校門的知識青年。他曾經在“抗大”的一次演講中說過：馬克思主義千條萬條，中心的一條就是不勞動不得食。這裏說的不僅僅是個填飽肚皮的問題，在他眼裏，夏日田野裏那帶著莊稼成熟氣味的熱風，肩頭銅錢般厚的老繭和腳上總洗不去的牛屎，以及老農的旱煙袋上吊著的一串串天文地理、掌故逸事……不但是人間最寶貴的財富，更是使人脫胎換骨的不二法門。
毛澤東的思想，盡管風濤茫茫，雲水變幻，可一條逶迤而來的河床從來不曾改變方向：少年時代，好人和壞人的區別在於他能否善待農民；大革命時期，真革命和假革命的區別，在於他能否正確對待農民運動；土地革命時期，教條主義者和馬克思主義者的區別在於他如何看待以農民為主體的土地革命；抗戰時期，一個青年是否是真正的革命派，在於他是否願意和工農群眾相結合……
毛澤東畢生為這塊土地和這塊土地上的人民製定了浩如星海的原則、方針、政策，其實這一切大抵樹立的是一個標準，即對農民和農業生產的態度。他對農民的肯定與推崇，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領袖中是獨一無二的。
毛澤東是知識分子，民粹主義排斥知識分子，但這並不意味毛澤東也排斥民粹主義。
他是個農村化了的知識分子，而在二十世紀世界政治、經濟的格局上，中國正是世界的農村，與動輒論西方、言必談馬列的陳獨秀、瞿秋白、王明等人不同的是，毛澤東是個中國化了的知識分子。
正因為如此，在理論上，他在吸收唯物史觀、階級鬥爭學說、建黨學說、無產階級的領導權學說等在內的馬克思主義的同時，也能將民粹主義悄悄地嫁接進來，使得原屬西方文化的馬克思主義接收起來，不那麼傷神費心，隻像三伏天喝青島啤酒那樣，一下順暢地灌進工農大眾的脾胃……
在實踐上，毛澤東的中國化了的知識，既在微觀上表現於對農村小農經濟的矛盾、各階層人物的習性、關係及曆代農民起義傳統的了然於胸，從而使得中國共產黨早期的領導人一個個臉上蒼白失血，也使成百上千個畢業於美國西點軍校的國民黨高級將領們，恨不能爬上總統府的高樓紛紛往下跳去……
他的中國化了的知識，更在宏觀上將中國曆史上最大也是最後一次的農民革命戰爭，編織為一場“敢叫日月換新天”的新民主主義革命，以致於曆史幾十年裏一直死心塌地地堅信：在圓中國兩百年來痛苦的強國之夢上，解放農民這一人數遠為廣大的階級，要比滿足知識分子的民主要求更為重要！
此外，也隻有在民粹主義的氛圍中，自以為機敏和狡黠的農民，才願意領教知識分子的博大和深沉。而毛澤東似乎特別樂意充當教師的角色，他從不忌諱自己隻讀過師範，當過小學教師，即使在“文革”之中，林彪踩在紅衛兵的肩膀上，為他戴上了四頂金光燦爛的帽子：“偉大的領袖”、“偉大的統帥”、“偉大的導師”、“偉大的舵手”，他也摘下了三頂，留下的隻是“偉大的導師”。
毛澤東大概明白，知識分子放棄知識的特權，俯身教誨村夫桑婦--除了被釘在十字架上的耶蘇外，這在曆史上是最富有道德魅力的形象。曆史上一切清教或準清教運動，無不因此而獲得狂熱的群眾支持……
如果說，“民粹主義因素、道德主義因素和實用主義因素的攙入，似乎是馬克思主義早期在中國的傳播發展中最值得重視的幾個特征”（李澤厚《試談馬克思主義在中國》）；那麼，隨著重視農村、發動農民、最後以農村包圍城市的中國革命的勝利，民粹主義便猶如1979年中越邊界的崇山峻嶺裏蜂巢般密布的地雷，在中國有了廣泛、深厚的基礎。
不過，這一文化形態依然沒有自己獨立的理論品格，它常常和馬克思主義混合在一起。當我們稱道“山溝裏的馬列主義”之時，好似當今一些寫手用電腦給報紙的周末版寫作，搞不清楚打出來的究竟是炙手可熱的稿子，還是一張張活蹦亂跳的鈔票，我們也不明白自己究竟是在讚美馬克思主義，還是在謳歌民粹主義……
此時，民粹主義躺在曆史的床上，大抵還相安無事。
這把劍的鋒芒似乎與中國革命的方向並無二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