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蘇區中央局的指示下，中央湘贛臨時省委在各縣設立肅反委員會，在審訊中大搞逼供信，“嚴刑拷打，苦打成招，招了就定，定了就殺”。凡是出身不好的黨員、幹部，一律視為“AB團”分子，凡是字寫得好的人、講話有條有理的人，即被當成“AB團”給殺掉。半個世紀後，康克清對黨史研究人員如是說道：隻要你胸前插上一支鋼筆就被視為知識分子，就有遭受迫害的可能。如果戴上一副眼鏡，那就更糟……（《文獻和研究》1984年4期）一股濫殺無辜的整肅狂潮，使整個江西蘇區陷入了人人自危、噤若寒蟬的地步。一個最典型的例子是，時任贛西南特委書記的陳毅，一次被召去總前敵委員會開會。因他反對搞刑訊逼供，反對憑口供和鋼筆、眼鏡捕人，也被懷疑為“AB團”。臨行前，他對新婚不久的妻子肖菊英交代：如果下午6點我還未回來，你就快走，去老家信豐藏起來。
也許是懾於陳毅的聲威，此次開會他赴的並不是“鴻門宴”，他早早踏上歸途，不料途中遇到白匪襲擊，馬被打死了。他與警衛員繞道步行，直到晚上8時才匆匆趕回興國駐地。而在這之前不久，以為丈夫已被扣押的肖菊英，竟跳井自殺！陳毅悲憤異常，喚人將妻子的屍體打撈上來，就這麼濕淋淋地抱在懷裏，當眾失聲痛哭……不僅僅在江西蘇區，三十年代，鄂豫皖蘇區的創始人和紅四方麵軍的知識分子幹部，也幾乎被自己人殺光。在閩西蘇區，因整肅“社會民主黨”運動，被枉殺的幹部，高達6352人，黨員人數由原來的8000人銳減為5000人。即便是進入了四十年代，延安整風後期，在陝甘寧邊區和各抗日根據地開展的“搶救失足者運動”，也依然繼續著對知識分子的偏見和迫害--凡是外來的知識分子都得經過審查，曆史稍為複雜、社會關係不甚清晰的，被列為懷疑對象，一批批集中起來，送反省機關審查。其中最令人發怵之處，是位於棗園後溝的中央社會部拘留所，夜裏常能聽到狼群出沒的嚎叫聲。
中央社會部辦的西北公學首當其衝。一個來自蘭州、時年僅19歲的學員，名叫張克勤，在長達一天一夜的“逼、供、信”中，被迫承認自己來延安是受特務組織派遣，以搜集八路軍和共產黨的軍事、政治情報。社會部負責人康生，猶如二十三年後抓住聶元梓、蒯大富一樣，緊緊地抓住了這個“坦白典型”，讓他披紅掛彩，騎上高頭大馬，先後到楊家嶺中央大禮堂、大砭溝八路軍大禮堂及綏德抗大總校、綏德師範、西北公學等處，作開展“坦白運動”的“現身說法”。此後，康生親自出馬，去一個個報告會、號召會上燒火加溫：
“未坦白的人趕快坦白，不要放鬆一秒鍾的時間”；“要在此地就下決心，在這裏或者回去立即坦白自己的問題”；“對不願坦白的人們，寬大是有一定限度的，這點要嚴重注意”；“看×××那個樣子就像個特務”；“×××要不是奸細，把我康字倒著寫”；“×××長得那麼漂亮，她不當特務，誰當特務”；“延安新市場成了特務市場”；“中央駐地楊家嶺有三個剃頭的自首了，我們的頭在特務的刀子下滾來滾去”；“無論青年人、中年人，無論男人、女人，無論是自覺地為敵人服務，還是不自覺地為敵人服務，我們共產黨中央號召你們趕快覺悟吧！號召你們不要再為敵人的第五縱隊服務了！”
“你們麻木不仁，說延安不會有特務，現在證明了，你們要多少？一個排？一個連？一個旅都夠了。有人說運動該結束了，現在不但不能結束，而且還要繼續深入下去，要繼續搶救失足的青年知識分子，沒有審查的都要審查”……我讀過的不少回憶文章中，都強調了當時康生的煽動和鼓惑，似乎他的一雙手能遮住寶塔山。山下，延安當時的氣氛頗為詭異：
據張克勤回憶，“在西北公學召開的號召大會上，一個一個地盯住看，看著誰像，就叫誰承認是‘特務’。承認了‘特務’，就叫你上台‘坦白’，結果大禮堂坐著的一大半人都成了‘特務’……”
行政學院9班一個組的學員全部坦白成“叛徒、特務、反革命”，隨後大家湊錢買來花生、紅棗，以慶祝自身“坦白”的“光榮”，並邀請其他組還沒有“坦白”的學員一起參加，以激發他們也走上“光榮”之途；其實，不管“坦白”不“坦白”，“光榮”不“光榮”，最後都得麵臨一個不容置疑的邏輯：既有嫌疑，必是特務。既是特務，在根據地必有組織。既有組織，必有特務頭子和聯絡關係，隻有供出這兩者的人，才被認可“坦白徹底”。自然，隻有靠編織精神上的幻覺，諸如承認後可以戴大紅花、吃好飯、睡好覺、保留黨籍……以及肉體上的折磨，諸如車輪戰、甩耳光、壓杠子、舉空摔地、五花大綁、假槍斃……才能使對方服從這個邏輯。
一位愛好文學的女青年，在連續審問三天三夜不見口供後，審訊人員以再不交代便放兩條毒蛇去關她的窯洞裏相威脅，她在“出賣”了一個並不存在的“組織”的同時，也“出賣”了文學，仿照狄更斯的小說《雙城記》裏的情節，編造了一套頗為曲折的口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