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中國出了個毛澤東
1945年7月，剛從延安訪問歸來的黃炎培先生異常激動，幾乎每遇見一個親朋好友，他都要敘述他和那位在他眼裏視為當今堯舜的偉人的一次談話--在延安，透過窯洞裏一盞光芒溫暖的油燈，他看到了中國的希望；在這片懷抱幾代皇城的黃土高原之上，他又不能不想起曆代王朝的興衰……他問毛澤東：假如共產黨人奪得了中國的江山，能不能找到一種辦法，以跳出曆代封建王朝“其興也忽焉，其亡也忽焉”的命運？
毛澤東睿智的目光，一下注視在油燈的火焰上，沉緩而又堅定地說：
找到了，中國共產黨已經找到了這個辦法，那就是--民主。
1947年冬天，在上海市立高等專科學校任教的孫大雨先生，心情卻有點沮喪。幾個月前，他用自三十年代留學歸國後積攢下來的二兩黃金，買了一架靈敏度較好的收音機，經常邀請進步的師生來自己家裏收聽延安電台的廣播。
這年春天，他以民盟盟員的身分參加了“大教聯”（即“上海市大學教授聯誼會”），和進步教授們一起積極投身於反饑餓、反內戰、反獨裁的學生運動，他感到腐朽、專製的國民黨政權已經像一塊肮髒的抹布，該扔進曆史的垃圾箱了。自淮海戰役打響以後，每天晚上他家裏更是高朋滿座，他和戴望舒先生，儼然成了一對軍事專家，繪聲繪色地向學生和同事們評論戰局。
從收音機裏奔瀉出的人民解放軍排山倒海的進軍腳步聲裏，他們看到蔣家王朝的覆滅隻是指日可待的事，他們真恨不能明天天一亮就能從窗口裏打出紅旗。這時，延安電台裏傳來了中共中央對全國局勢的分析，中共中央認為全國解放還得用上幾年時間。一時間，在“大教聯”內部，他和其他教授爭論不休，是作為書生的自己太樂觀了，還是共產黨太謹慎了……僅僅一年之後，由河北省平山縣西柏坡發出的無垠電波裏，便有了海納天下豪傑賢士以共商開國大計的召喚。
1949年初，一條名為“阿爾丹”的蘇聯貨輪行駛在東中國海上。
這條船幾天前還泊在香港，聖誕節的次日，在一片彌漫節日喜慶氣氛的初上華燈之時，章乃器和李濟深、茅盾、馬寅初、柳亞子、翦伯讚、朱蘊山、鄧初民、彭澤民、孫起孟等三十餘位民主人士，在中共地下組織的秘密安排下，分頭登上了這條船，並於當晚悄然駛離，開始了北上的航程。
船行至青島海麵，遇上強台風，船又壞了一台馬達，每小時僅能走6海裏。當延至1月7日到達大連港時，李富春、張聞天受中共中央委托，專程來此迎接。
如同在船上剛剛度過了元旦，章乃器先生一下踏上了一塊新鮮的大陸。在東北，他參觀了大連、旅順、沈陽、哈爾濱等地的工廠、農村、學校、煤礦和電站，人們一邊揮汗如雨，埋頭生產建設，以愈合戰爭的創傷；一邊又以秋風掃落葉之勢，蕩滌賣淫、吸毒、賭博等舊社會的惡習……在《人民的東北》一文中，他寫道，在這一片新天地裏：
人和人之間的關係一般的已經變成坦白而親睦，彼此間的隔閡和警戒似乎很少遺留下來了，進入這裏，真覺得渾身輕鬆，得著了精神的解放，仿佛如同回到自己的家裏一樣。
在記敘了自己在解放區的見聞和觀感之後，已過知命之年的他，竟有了懷春的少男少女極易染上的癖好：
我近來時常感到散文無用，而必須用詩歌來表達。因此，一向不喜歡詩歌的我，現在卻想學寫詩歌，以發泄胸中磅礴的詩意……一次參觀途中，章乃器先生聽見人們唱起一支在解放區廣為流行、旋律優美的歌曲，歌名叫《沒有共產黨就沒有中國》。他感到這一提法不準確，當即提議改名為《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以突出肯定共產黨在中國五千年以來無與倫比的曆史地位。
不久，他見到了毛澤東，一見麵，毛澤東就親切地說：
“章先生，你提的意見很好，我們已經請作者將歌詞改了……”
1949年5月26日夜，風聲鶴唳中的上海。
一輛轎車疾駛進位於霞飛路（今淮海中路）的虹橋療養院，自前年蔣介石宣布取締民主同盟後，沈鈞儒先生和民盟其他的主要負責人，先後撤退到了香港，民盟中央主席張瀾和民盟中央宣傳部長羅隆基，卻相繼被國民黨軟禁在虹橋療養院。開車的正是看守這裏的特務頭頭閻錦文，不由分說，兩位被押上了轎車，羅隆基已經探聽到蔣介石發來了密令，要軍統東南特別站站長毛森盡快將他和張瀾先生押上海輪，強行帶往台灣。想到在這黎明前的黑暗之中，此去將會鑄成一個終身的遺憾，他的心裏好似刀割般的痛楚……轎車幾乎剛駛回霞飛路，一輛裝滿全副武裝士兵的大卡車便跟在了後麵，閻錦文將車開得如離弦之箭，直駛外灘方向，到一小弄堂口時猛打方向盤，卡車被甩在了弄堂口外。轎車在確信沒有“尾巴”之後，才折進環龍路（今南昌路），並在一扇高大的鐵門前停住，門當即悄然打開，一行人剛一進去，它又無聲地關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