宛如聽到了“外星人”“印第安人”兩個詞一樣，我注意到姑娘那鵝蛋般光潔的臉上沒有一絲反應……也是這一次在北京，我還和朋友一起，去協和醫院探望了正在這裏住院的艾青先生。
在一間十幾個平米的單人病房裏，他躺在一張可以自動調節角度的病榻上，臉色並不蒼白，還是他家鄉土地的顏色，但是灰白色的頭發稀疏而又零亂，目光裏失去了他詩歌中的一片清明，顯得模糊不定。思緒也像柳絮點點一樣有些飄忽，再加上牙齒幾近掉光後說話時帶有的些許嗡嗡聲，要想聽清、聽懂他的話，頗有些像要在摻了水的茅台酒裏品出茅台味來一般困難。
給我印象最深的，是他一再唏噓感歎：
“我是協和醫院的常客了”；“我是協和醫院的人了……”
他本是大堰河的兒子，他還是中國現當代詩壇上彪炳日月的巨匠，他詩歌中力透紙背的正義感、奇麗的想象和博大的氣勢，使他穿行於幾塊大陸之間，囊括了幾個時代的風雲。
然而，現在他隻能躺在這裏，漸漸耗盡睜開眼便是被白色的床單、白色的枕頭及白色的天花板所淹沒的日子。我頓感在醫院裏流行白色的內涵，它並不僅僅為著清潔，還為著它泛動的其實正是人生的某些蒼涼……不是太久，艾青先生亦做了古人。
我曾想獲取幾張章伯鈞、羅隆基、儲安平等先生的照片，大抵先生們在1957年蒙難後不會有心境和機會拍照了，能留下來的照片，一定是在這之前奔走國事、指點江山的。作為後輩，我想通過這些甸甸的照片，去領略先生們心係天下的熱腸、讜言高論的風采以及曆史鬥折蛇行的痕跡……結果，我卻大失所望：
自“文革”期間，儲安平先生自殺未遂突然出走後，若大一個中國裏，他生不見人，死不見屍，像一陣風似的消失了，在這片土地上沒有留下任何東西；羅隆基先生也沒有直係親屬，我想民盟中央總會有些曆史資料，果然，通過幾層朋友的介紹，在那裏，我花幾十元錢，買了一套紀念民盟成立五十年的圖片，由此我第一次目睹先生的麵容；唯一算得上是照片的，還是在章伯鈞先生的親屬家裏，翻拍自牆上掛著、被一盆橘黃的秋菊供奉著的先生的遺照……
我覺得自己的心房在一次次地抽縮；我似乎看見那些古董陶器的殘片又在漸漸埋沒於歲月的河床之中……我想，當年幾十萬人乃至近百萬人的命運，在一場風暴的摧殘下化作了紛紛的殘片，這是悲劇性的；而現在倘若不能將這些殘片恢複原狀，並陳列在曆史的博物館裏去警策後人，那就更充滿了悲劇性……我們這代被稱之為“老三屆”的老家夥，少年的夢幻是碧波粼粼的北海裏高聳的白塔，是博大而又幽靜的北京城裏為綠蔭掩映的紅牆，至今當我聽到哪裏唱起《讓我們蕩起雙槳》，我還依稀覺得這是一片來自天國的歌聲；不到十年，我們這代人又在一個月黑風高、烈焰熊熊的晚上，一邊咬牙咧咀唱起《造反有理》，一邊像第三帝國的褐衫隊一樣，洗劫理性、洗劫科學、洗劫文明，最後自己也被洗劫得兩手空空……如同“文革”是我們這一代人心靈生長的苦難的搖籃，1957年的反右運動則是我們的父輩青春或壯年的煉獄之地。
其實，性格的信息，命運的密碼，我們這代人非得跋涉的一道道坎坷和必須付出的一次次代價，乃至在下麵的兩代人瀟灑起來的今天，我們不會瀟灑或是戴了假麵具般難以瀟灑，總覺曆史和生活的重軛在我們已經失去光澤與彈性的脊背上壓上了一條條印子……這些無不是1957年在冥冥之中早為我們這一代人所規範好的。
我有了寫這部書的強烈衝動。
“白頭宮女在，閑坐話玄宗”。我沒有宮女的情致，因此這不應該是一本收羅毛澤東時代逸聞野事的書。也許有一天，人們將會像今天拍出《唐明皇》、《康熙大帝》、《雍正王朝》一樣拍出數十集成百集的《毛澤東》來，我期待它的作用不是如一袋話梅、幾包香煙，僅僅給人們消閑……麵對這一題材的巨大包容性和顯而易見的政治分量，我感到才疏學淺，不勝惶恐。如果我終能完成這部書，那將主要得力於1992-1997這五年來我能在紅塵滾滾外安於書齋裏的清冷與寂寞，而這是猶如一種初春冰封的江麵下的大寂寞，它每一天都在無聲而又豐沛地吸取中華民族踏上新生之途後觀照過去的思想鋒芒……同時我也感到，在民主已經成為了一種世界性的潮流、並和經濟一樣將世界越來越緊密地聯係在一起的當今，在外國人過江之鯽般自由出入於中國的經濟領域，並對中國的政治、文化等方麵愈來愈執著地發表客觀或不那麼客觀的見解的今天，如果中國人仍習慣於等待官方的銓釋、官方的文本，在擁有手機、電腦乃至小車、別墅的同時卻不能擁有自己的思索與聲音，那將是對已進入新世紀的中國改革開放大業的某種諷刺……我不想靜止地去寫1957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