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拒不承認是“特務”的男青年，被五花大綁整整兩天兩夜，鬆開繩子後，他的兩手和指尖全成了暗紫色，兩隻手腕被繩子緊勒過的地方，開始腐爛。疤痕直至建國後還沒有蛻盡……後來人都聽過一支氣勢雄渾的歌子：
黃河之濱，集合著一群中華民族的優秀子孫……卻少有人知道，在“搶救失足者”的運動裏，在這群“優秀子孫”中，延安所屬各縣共挖出了2463個“特務”。中央秘書處60餘人，挖出了十幾個“特務”。有著一千多人的延安通訊部門，因“特務”如麻，無法進行正常工作，致使一段時間裏延安和各省、各根據地的通訊中斷。西北公學500多人，隻有20多人沒“搶救”，96%的“特務”。綏德師範，一個14歲的小女孩劉錦梅走上台來，承認自己是“複興社”成員，一個16歲的半大小夥子，手提一大包石頭，交代自己是“石頭隊”的隊長，而石頭是他們的殺人武器。在這些十幾歲的學生中，共揪出230個“特務”，占了該校總人數的73%……都是五湖四海的熱血青年，有的還是來自海外的歸僑，在中華民族最危險的時候，投奔到延安--這彌天長夜裏一座光明的燈塔，卻猶如飛蛾撲火，深深地灼痛了身心。有人在被“搶救”時激憤地責問：
“是不是在這裏每個人都要搞成特務才算數？外麵來的人皆不可相信？”
“是不是下麵的人把所有的人都搞成特務，到上麵去報告功勞就愈大？”
“既要我來，又如此對付我，到底為什麼？我出來是為了抗日救國的，難道是來幹特務的？如果是這樣，我不如在家鄉當漢奸，我還冒風險跑出來幹什麼？”
極個別的人以“反革命奸細”罪招致處決，其中最著名的便是王實味。
他飽學經綸又桀驁不馴，延至1947年胡宗南軍隊進犯延安、中央機關撤離途中，他仍未幸免，一顆對馬列主義造詣極深的腦袋，滾落在山西興縣的山溝裏。據說毛澤東聞訊後，一時間大為震怒，厲聲說要還我一個王實味來！
少數人在身心皆不可忍受的境遇裏含冤自殺，僅延安一地自殺身亡者就有五六十人。多數人熬到1944年春夏之交審幹基本完成後，獲得甄別。有的人則由滿頭青絲變成垂垂老者，直至1979年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後才被平反。
1945年3月，曾先後參加“青委”和“民委”的“搶救”工作的蔣南翔，寫了一份《關於搶救運動的意見書》，呈送給黨中央和劉少奇。在這份被稱之為“忘身進諫”的意見書裏，有一節專門論及在黨內已產生的對知識分子排斥、打擊的傾向，不妨摘錄如下：
“雖然我們平時也都抽象地承認馬列主義是有史以來全人類最優秀的思想，在半殖民地的中國革命中，馬列主義能夠戰勝任何黨派的思想，取得最大多數革命知識分子的擁護。但在此次審查幹部中，差不多就由我們自己完全推翻了這個前提。對於一般的革命知識分子來說，我們竟不相信馬列主義比三民主義具有更大的吸引力。甚至許多知識分子已在黨內受了好幾年教育，做了好幾年工作，我們仍還相信他們擁護三民主義的可能性更大些。隻有一些沒有接觸過其他別的思想學說的工農同誌，才是保險和可靠的同誌，這裏，馬列主義的思想，事實上就完全被看作為一種軟弱不堪、破爛不堪、絲毫經不起任何戰鬥的一堆廢物；而三民主義倒被看作是最能獲得廣大知識分子信仰的思想了。此種觀點出之於我們共產黨，說來是非常可怪的，但事實確實是如此……”
“在搶救運動中，新知識分子同誌大多被搶或被懷疑，並且大多是工農幹部負責審查他們的工作。但知識分子和工農同誌是走著很不相同的道路而來到革命陣營裏的，他們在生活習慣、社會經曆、思想作風等等方麵，都會存在著相當大的距離。因此從工農同誌的眼內看來，知識分子的曆史就有許多不能解釋，並且他們又把這些不能解釋的肯定下來，認為是有了‘問題’，而被審查者這時差不多是沒有自己的發言權，並不是絕對不讓他們說，而是說了也根本聽不進。這樣客觀上就使知識分子幹部的政治生命，處在一種缺乏比較公平合理的條件的保證下，受著片麵審判了！這樣，主觀上雖然不犯或者少犯錯誤，也是不可能了。何況有些工農幹部，甚至很負責的領導同誌，對知識分子幹部抱有一種宗派主義情緒，自然就更是‘火上加油’，一發不可收拾了……”
“我願鄭重地向黨反映這樣一種情況：此次搶救運動，是在知識分子黨員心理上投下了一道濃厚的陰影，是相當沉重地打擊了黨內相當廣大的新知識分子黨員的革命熱情（當然不隻是新知識分子受打擊）。雖是經過甄別工作，時局又處在很有利的革命形勢下，情況沒有也不致發展到最嚴重的程度，但這次留在他們精神上的創傷是確實劃得相當深，而且至今沒有完全平複……”
1992年，一位經曆了延安“搶救失足者運動”的老人，在讀了鄧賢所著的《中國知青夢》一書後唏噓不已：我們不也是“一二九運動”和抗戰時期“上山下鄉”的知識青年嗎，人生最美好的歲月獻給了理想和信仰，人生最美好的歲月又在“理想”與“信仰”的石臼中被搗個粉碎。與“文革”中插隊在雲南的知識青年們的慘痛境遇相比，前前後後的曆史怎麼會這樣相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