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實，本世紀四十年代發生在黃土高原上的這一幕，與後來的一些運動比起來，還算不上是“江河奔騰”，可也算不上是“溪流汩汩”，它早該為世人所知曉。顯然，因為山重水複，天各一方；也因為抗日救亡和國民黨顛覆的嚴峻環境，使它似乎有了某種矯枉過正的合理性，這一幕即使不被封鎖，也在略有耳聞的人們心裏被衝淡了。
3兩難境地之間
中國人化簡為繁的功夫，可謂卓爾不群，舉世皆知：
多少年裏，一個人生下來，從幼兒園直至殯儀館，進校，分配，當兵，招工，提幹，提級，加薪，出差，看病，坐車……進入每一道門檻都有林林總總的規矩；一個工程要立項，幾百個公章蓋下來，猶如當年長安城裏的楊貴妃，要吃嶺南水靈靈的鮮荔枝，不知要跑斷多少匹馬腿……
中國人化繁為簡的本領，其實也常讓人歎為觀止：
非愛即恨，非友即敵，非紅即黑，非左即右。長期以來，在“左派”理論家的槍口下，凡是不合他脾胃的東西，均被視為從“右”邊來的不明飛行物，而欲將其一一擊落；直至今天，大凡磨難曆史、扭曲社會、壓抑性靈的東西，一旦被我們拾起來，便好像一塊燙手的洋山芋，一下給扔去了“左”的筐子裏……
無疑，“左”曾是時髦，曾是空氣，但“左”並不能涵蓋一切。
陳正人選上書記後，又被拿去了，當時共產黨尚處在幼年時代，井岡山上的人們還不知“左”為何物。“左”也不是先天的，延安進行“搶救失足者運動”時，作為黨的最高領袖毛澤東並不“左”，事實上正是他，鑒於運動日愈明顯的偏向與惡果，主張黨中央作出了《關於審查幹部的決定》，在決定中他批判了“逼、供、信”的錯誤行為，提出了審幹工作中包括“一個不殺，大部不抓”的九條方針，他並發出一係列關於甄別工作的指示，有力地推動了這一工作；也正是毛澤東，就這一運動所製造的大量冤假錯案，在全黨麵前承擔責任作出檢查，而主要肇事者康生，卻從未在何時何地作過任何檢查……
“左”本質上是一種主觀世界，它的母腹是客觀世界。要了解二十世紀知識分子在中國的命運，首先得去傾聽山河動蕩、思潮迭起的近現代的中國。
有一種文化形態，它絕對不像“中學為本”一樣，散發出沙灘上死魚的腐臭氣息。它也運籌帷幄，殫思極慮，以武器的批判和批判的武器的大鋸，一一去鋸斷從政權到文化、從經濟到風習……這皇權社會賴以生存的種種製度。當西方的工業化文明席卷全球的時候，它期盼在皇權社會的墳場上，崛起一個繁榮、富強的中國。
它也不像“西學為體”一樣，隔著大洋拋灑著一串串妓女般的媚笑。它既恐懼西方現代文明，多少年裏，這文明總是和帝國主義的侵略穿著一條連襠褲。它又害怕資本主義的生產力，這家夥一旦進來，便會一腳踢翻中國這隻布滿小生產者的馬鈴薯的口袋，貧富不均由此派生，爾虞我詐由此繁衍，男耕女織將何尋？田園牧歌將安在？
如果說，這種文化形態在這之前的麵目還不太清楚的話，那麼到了“五四”運動，已經充分展示了它的兩翼，一翼是以“外爭國權，內懲國賊”為號召的強烈、飽滿的民族主義；另一翼是以“打倒孔家店”為號召的同樣強烈飽滿的反傳統主義。它期待以飛翔的雙翼，在迤邐的天際線上，為中國繪出一條詩意的出路：一邊徹底拋棄皇權社會那又長又臭的裹腳布，一邊斷然杜絕西方現代文明那光怪陸離的霓虹，對我們社會的瓦解，倫理的誘惑，以及對中國人至今還抱有的天朝大國心態的譏諷。以自己的文明資源及世界上獨一無二的人力資源，跨越資本主義工業化文明，直接進入“兼相愛”、“交相利”的大同境界。
“五四”運動，總是二十世紀中國文化人的集體記憶，乃至精神的盛大節日。殊不知，“五四”運動已經開始在暗處造就著文化人的大尷尬。
這種文化形態，嚴格地在中國的兩類人--文化人與非文化人裏，選擇自己的載體：它看文化人，即知識分子，從孔孟之道到宋明理學，他們是傳統文明的揚幡招魂者，傳統價值觀的衛道士，是附在皇權社會肌體上見頭上有肉就去舔頭、頭上爛了就去舔腳的一群跳蚤。
難怪十九世紀五十年代爆發的太平天國運動中，太平軍所到之處，無不推倒孔像，搗毀學宮，焚燒典籍，破壞文物，“凡俘之人，每視其人之手，如掌心紅潤、十指無重繭者，恒指為妖；或一見即殺，或問答後殺之，故所見筆墨者，非怪誕不經，即粗鄙俚俗”……
“春江水暖鴨先知”，知識分子又是西方文明的心儀者，西方文化的撒播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