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0年，為湖南的革命運動和蔡和森等人赴歐洲勤工儉學，急需一筆數量頗大的款子。毛澤東找到章士釗幫忙，後者發動社會各界名流捐款，籌措到二萬銀圓。四十三年後，章士釗早已將此事置於九霄雲外，毛澤東卻記起了，從這年開始，每年的正月初二，都派秘書從他的稿費中取出二千元，給章府送去。到1972年，累計“還債”已滿二萬元，秘書自作主張將此事停辦了，一生不愛摸槍更不愛摸錢的毛澤東，對這筆錢則記得牢牢的，他告訴秘書說：“我‘還債’是假，給老先生生活補助是真，那能真的十年就停？不過對行老可不能這麼說，你告訴他，從今年開始還利息，50年的利息是多少我也算不清，就這樣吧，隻要行老健在，利息就得還下去……”
毛澤東很強調在階級社會裏生活，每個人都打上了階級的烙印。他的這批朋友們身上的舊烙印可不是一點點，要能刮下來，大抵每人都能刮個一斤、半斤。以章士釗為例，其人當過北洋軍閥時代的教育總長，對其所作所為，魯迅曾寫文章加以斥責。毛澤東卻能網開一麵，以舊誼新情輕鬆地抹去了他們身上的烙印……
和他們在一起，毛澤東更能揮灑自己性格的魅力。無疑，他會向他們解釋黨的路線、方針、政策，鼓勵他們認清社會發展的規律，在各項政治運動中和黨與人民站在一起；但更多的是與他們一道縱橫古今，吟詩唱和，意溢於海，情滿於山，一派文人墨客氣象。在這派洋洋暖暖的氣象中，他們無不為毛澤東的通今博古、上天達地的學識所折服，但更被他的禮賢下士的儒雅之風所傾倒，眼前的這位不就是集曆代聖王於一身的當世“風流人物”嗎？
於是他們或效行皇權時代的禮節，對毛澤東執君臣之禮，或在呈送的詩文中多有溢美之詞：
“不是一人能領導，那容百族共駢闐？”
“是此身多幸，早沐春風。滌舊染，若新生。又這回傾聽，指點重重”……
在這一氛圍裏，自尊心極強、在黨內生活裏從不向別人袒露心跡的毛澤東，緊繃著的神經在濃厚的書卷氣中得以放鬆，“高處不勝寒”的心靈，在釅釅的友情吹拂下有了暖意；更重要的是，與知識分子放棄知識特權，去俯身教誨村夫桑婦一樣，勝利者放棄勝利的特權，去雍容大度地和失敗者、旁觀者握手言歡，這在曆史上同樣是富有道德魅力的形象。
毛澤東一定感到了這種魅力，並醉意微醺地沉迷於這一魅力……
早就有人注意到，“一個頗可揣摩的現象是，致力於新文化運動的文人，特別是革命隊伍和黨內的文化人、知識分子，成為毛澤東的私交朋友的卻不多。”（陳晉《毛澤東的文化性格》）
此外，還有一個值得揣摩的現象是，這批“舊式”朋友大多有深厚的古代文化根基，儒學修養自然也不在話下，但倘若不夾起尾巴做人，而認真地表現出儒教的風骨來，毛澤東仍會這般溫文爾雅嗎？
1953年9月9日，梁漱溟先生在聽取了周恩來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擴大會議上作的過渡時期總路線的報告之後，在小組討論會上作了關於發揚民主的即席發言。反應頗為熱烈，周恩來便邀他去大會上發個言。
11日下午，他走到了主席台上，稍作應景之詞，便直指他一向關注的農村和農民問題：
“……有人說，如今工人的生活在九天，農民的生活在九地，有‘九天九地’之差。這話值得引起注意。我們的建國運動如果忽略或遺漏了中國人民的大多數--農民，那是不相宜的，尤其中共之成為領導黨，主要亦在過去依靠了農民，今天要是忽略了他們，人家會說你們進了城，嫌棄他們了。這一問題，望政府重視。”
仿佛這涉及到了“專利權”，而“專利權”是不容侵犯的，次日，大會上毛澤東作出了強烈的反應：
“有人不同意我們的總路線，認為農民的生活太苦，要求照顧農民，這大概是孔孟之徒施仁政的意思吧，然須知，有大仁政小仁政者，照顧農民是小仁政，發展重工業、打美帝是大仁政，施小仁政而不施大仁政，便是幫助了美國人……
“有人竟班門弄斧，似乎我們共產黨搞了幾十年農民運動，還不了解農民？笑話！我們今天的政權基礎，工人農民在根本利益上是一致的，這一基礎是不容分裂、不容破壞的！”
梁漱溟當即寫信，要求往日那位胸襟博大、談笑風生的毛澤東站出來講理。次日晚上，兩人匆匆晤麵，那位毛澤東似乎從此離他遠去了，站在麵前的依然是以九雷轟擊他腦袋的毛澤東。16日，他又在大會再次發言，表白自己是擁護總路線的，以求公眾評理。會場上一片沉寂，他沒有料到當虎皮的斑斕之色出現在草叢中時，公理也就從森林裏失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