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們的失敗之處，”杜賓繼續說，“是生搬硬套了搜查的方法。無論是就部長這個人來說，還是就當時的情況來分析，這種方法都不適用。局長自以為很聰明，其實他一點也不懂得變通，製定的方案也是方枘圓鑿，行不通。他在一些細枝末節上浪費了大量的時間，可是在大方向的製定上卻不下工夫。在這一點上，他還不如一些小學生呢。比如說在孩子們之間流行的‘猜單雙’的遊戲，我就見過一個小男孩，才八歲，他玩這個遊戲有很好的天賦。這個遊戲操作簡單，主要道具是玻璃珠。遊戲由至少兩個人完成，其中一個人兩隻手裏都握有玻璃珠，且單雙數對方不知道，由另一個人猜單雙。猜對了，贏一粒玻璃珠，錯了就輸一粒。這個小男孩有一套遊戲方法，靠這套方法贏了全校所有的對手。他是這樣做的，根據對手的智商，通過第一輪遊戲估計對方第二輪的遊戲策略。比如說，對手很笨，當被提問是單還是雙時，他回答‘單’，結果輸了；可是第二輪他就不會輸了，因為他在想對策：‘對手不會變通，第一回出雙，第二回肯定出單。因為他也就隻能想到這種程度了。對，我就猜單。’果然被他料到了，贏了第二局。如果碰到一個頭腦靈活的對手，又是另一套方法了：‘對手第一回合出的雙，結果我猜單輸了。他的第一反應是下回合出單，因為他覺得我這次會猜雙。但他仔細一考慮肯定覺得不妥，因為這樣的雕蟲小技太簡單了，所以他下回一定還出雙。我猜雙絕對沒錯。’於是，他又贏了。他的同學將他的成功歸結為‘運氣’，他的推論方法一定有可取之處，但是什麼使他贏了所有人的呢？”
“應該是，”我說，“他把自己想象成了對手，用他們的思維來作出判斷。”
“一語中的。”杜賓說，“我向他了解過贏了所有對手的方法，他說：‘一個人的好壞賢愚以及心理變化，都會通過表情表達出來，你如果想知道他的底細，那麼你就盡量做出跟他一樣的動作來，通過動作觀察自己心裏會產生的波動，你就能知道對方在想什麼了。’這個小學生的觀點跟拉羅什富科、拉布吉夫、馬基雅維利和康帕內拉的觀點不謀而合，他們的偽善學說就基於此。”
“你的意思是說，”我追問道，“完全正確的把握對手的智商，是取勝的關鍵所在？”
“推論就是這麼簡單，”杜賓答道，“G局長他們之所以失敗，一是他們對對手的智商確認有誤，二是他們對對手的智力估計不足，甚至可以說，他們根本沒想過這些問題。他們隻從自己的角度出發，搜查時也隻按照一般人藏東西的習慣去做。他們這樣做也無可厚非——因為大多數人都是這樣做的。可是隻要遇到一個高智商的對手，失敗就是必然的了。這往往是因為自己過於驕傲了，並不是對手多聰明。G局長的搜查工作過於教條，不會隨機應變，頂多，當遇到報酬很誘人這類特殊情況時，他們隻是變得更賣力氣一點罷了，工作方法還是老樣子。你看，他就是這麼辦理D部長的案子的，他在搜查方法上做什麼改善了嗎？還是以前的老方法，什麼打孔啊、排查啊、借助放大鏡啊、進行房間的區域劃分啊之類的。G局長在這行混的太久了，小毛賊的思維方式他已經了如指掌。你也注意到了吧？他已經將這種思維擴大到所有的案件去了。人們要藏一件東西，比如說信吧。他認為，所有人都會在桌子腿裏打個洞，然後把信藏進去，或是其他類似的方法。他對這點絕對不懷疑，不在桌子鑽的洞裏，就在別的什麼洞裏或犄角旮旯裏。這些伎倆都是普通人的做法，你也知道，而且多數是在通常情況下才會這樣做。把東西藏在一個不容易被發現的地方，是人們的第一反應，在普通的失竊案件中也很常見。這類案件偵破中，智力是次要的，細致、耐心和自信心才是關鍵。但一些大案要案——尤其是牽扯到政治的，酬勞誘人的案件，就複雜多了。所以我說，局長要找到那封信根本是不可能的，因為信根本沒在部長家中，而且他根本就沒按照局長的思路出牌。局長僅憑部長是個詩人這點，就認為他是個傻瓜，以對付傻瓜的套路對付部長，所以被搞得焦頭爛額。他認為詩人就是傻子，而且從不懷疑。”
“據我了解，”我說，“部長兄弟兩人，在微積分方麵很有見解，發表過很多學術性很強的文章，他們在微積分界赫赫有名。他會是詩人？是數學家才對吧。”
“你隻知其一不知其二，我詳細地了解過他的生平。他很擅長推理，這與他精通數學也擅長詩歌創作不無關係，他逃過了局長他們的搜查，說明他肯定不僅僅是一個數學家。”
“你的說法很新穎，與千百年來大家的共識有很大出入，”我說，“人們公認數學推理是最完善的，而且持續好幾個世紀了，難道你想推翻這種觀點嗎？”
“幾乎所有，”杜賓用撒福爾的名言來解釋，“公理都隻適合大部分人，智者往往在少數人中。那些一直被大眾認同的所謂真理，其實隻是數學家們宣揚的謬論。雖然有些人喜歡指鹿為馬，但它依然是鹿。華麗的論據往往是些人騙人的幌子。比如，代數中原來沒有‘解析’一詞，但他們正在試圖把它加進去。這起源於法國。如果不把術語看得沒有意義的話，數學中的很多名詞就來自‘解析’，比如拉丁文中的‘ambitus’、‘religio’和‘homineshonesti’，分別是‘積極進取’、‘宗教信仰’、‘位極人臣’的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