祝勇
記得二十世紀八十年代，校園裏很多人都為一本名叫《第四代人》的論著激動過。在我的記憶裏，那是第一本專門評述六十年代出生者的學術著作。在當時語境下，這群身份平凡、沒有任何特殊履曆的年輕人竟然因沒有經曆過苦難而成為稀有品種，他們的一帆風順既令人羨慕又為人詬病，他們成為代際更迭的一個異數。在今天看來，這代人不過是一個過渡，是中國由英雄時代向平民時代蛻變間，當然，有時也難免異想天開地企圖使其成為格林尼治時間。在充滿缺口與斷隙的時間軌道上，他們堅持著自身的連續性，有如五四一代，即使在無產階級專政的鐵拳之下，心裏還在惦記古希臘城邦製度。“新文人”顯示了他們的固執，這種固執使其內心與外界的差異日益明顯。不知這兩種相反的力量，會使他們最終斷裂，還是像冰碳相激的淬火一樣，把他們煉成鋼鐵。
有人把他們稱為“理想主義者”，理想主義者對現實永遠持一種挑剔的態度，理想主義者隻想成為天國的臣民而不在乎俗世的綠卡。應了周曉楓一句戲言：“理想主義就是讓自己始終過得不理想的那種主義。”他們可能對變幻莫測的現實遊戲抱有驚奇，對情節的複雜推進懷有期待，但是他們永遠不是遊戲中的一員，這保證了他們的觀察角度。當股票、期貨、旅遊、出國、IT、IC……成為時代的主要內容，當師弟師妹們對知識的索取僅限於將自己變成某種行業的一位熟練操作者，當被人文大師們揭露過的曆史場景重新浮現，“新文人”們卻在隱匿於時光背後的河流上持續著古老的旅行，隻有身臨其境才能體會那裏的山林河穀的神秘和離奇。
他們獲得理想主義者的身份有些身不由己，他們是被革命時代拋入世俗時代的隕石，帶著往昔歲月的巨大慣性。他們堅硬的裸露使他們格外顯眼。他們對物質的橫行持有尖銳的批判立場，卻又試圖避免頤指氣使、橫掃一切的囂張，這使他們陷入尷尬和矛盾。他們最初是以叛逆的身份出現的，謹慎地防止父輩的舊病在自己身上複發。絕對化的理想和暴力常常是孿生兄弟。從這個意義上說，“新文人”身上又帶有反理想主義色彩。在他們身上居然存在著截然相反的兩種因素，這使他們在單純的同時，又顯得極為複雜。
固然，“新左派”多出自六十年代一群，有些人深受法蘭克福學派的影響，並與中國具體實踐相結合，對諸如《鞍鋼憲法》的合理性這類難度係數頗高的證明題情有獨鍾，應當承認，他們是學術上的八級工，但是，總體上講，這群自幼在革命傳統下長大的紅孩子，卻大多成了自由主義的私生子。長成以後才發現，他們的麵容與父輩們大相徑庭，卻與五四以來的自由主義精神傳統有某種說不清道不明的親緣關係，不知那個主義有何等魔力，竟可借腹懷胎。當積極自由主義和消極自由主義之爭出現的時候，“新文人”中大體都站到消極自由主義一邊，把老伏爾泰的名言“我不讚成你的話，但我捍衛你說話的權利”當成座右銘。他們趨同於約翰·羅爾斯在《正義論》中的立場：“每個人都擁有一種基於正義的不可侵犯性，這種不可侵犯性即使以社會整體利益之名也不能逾越。”（羅爾斯：《正義論》，何懷宏譯，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8年版）畢竟，人們的理想紛紜複雜，很難相互比較高下，更難於排出次序。有一些價值是無法比較的。由於世界本身的複雜性，對於世界的認識，版本越多，就越有利於了解真相，而不是像柏拉圖和亞裏士多德所理解的那樣，人類隻有一種最佳的生活方式，並把價值衝突看成不完美的標誌。魯迅先生就對“以眾虐獨”的現象持鮮明的反對態度，孔多塞在談論古希臘城邦時也曾滿懷憂傷地想到，“當時哪怕是最完美的政體結合，最多也隻是以人類半數的自由或幸福為其目標的。”（[法]孔多塞：《人類精神進步史表綱要》，何兆武等譯，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8年版）因而，個人空間的最大化和社會對個人進行幹預的最小化，始終是纏繞著人類文明史的重要主題。“新文人”如同五四以來的自由主義知識分子一樣，更多地從啟蒙時代思想家那樣獲取精神資源，把寬容視為對人類理解力局限的一種補救。約翰·格雷說：“正義並不隻是以一種聲音說話。”（[英]約翰·格雷：《自由主義的兩張麵孔》，顧愛彬等譯，江蘇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新文人”對知識分子的自我聖化持懷疑態度，他們造話語霸權的反，也絕對不是為了自己體驗擁有霸權的快感。他們深深感到了一元化的危險，因而他們並不因自己的自由而影響了他人的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