體現在“新文人”身上的最主要的文化特征，就是在理想的堅守中，對一元主義、對絕對理想主義保持高度的警惕。敬文東在他的著作的一開始就說：“這本小書充滿了偏見、囈語和胡說八道--這是首先要提醒讀者注意的。這說明作者本人並不知道什麼是真理，更不知道何處有真理；他隻相信：真理大於凡人，它不是凡人能夠掌握的，真理最多隻存在於人間的少數尤物手中，而像他這樣渺小的凡夫俗子所能擁有的，不過是些無聊的偏見罷了……既然如此，讀者就不得以真理和正義去要求這些文字排泄物了。”這段話並非虛假的謙詞，從中我們不難看到“新文人”對他人的寬容和對自身的省察。
“新文人”在叛逃上代和上上代的絕對精神的同時，卻低估了更年輕一族的“逃逸速度”，僅僅幾年之後，後者便集體開始“勝利大逃亡”。他們驚訝地發現，八六級和90級有著巨大的差異。相對於前輩，“新文人”是反理想主義者，而相對於後生，他們卻成為精神家園的守護者，而且，隨著市場化的一代逐漸成為時代主流，“新文人”的理想主義者身份也愈發凸顯。他們獨守時間深處的孤燈，誌在接續文化的香火，對物質時代的簡單法則不屑一顧。他們對“新新人類”的指責，實際上重複了一百多年前托克維爾的批判：“我看到一群難以數計、彼此相似和平等的人在不停地忙碌，以取得渺小和庸俗的歡樂來充實靈魂。他們每個人都獨居一隅，不關心其他一切人的命運；他們的孩子和私人朋友構成了他全部的交際環境，至於他的同胞，他雖在他們的身邊，卻視而不見；他接觸他們，卻什麼也感覺不到；他隻是為了自己而存在，如果說他還有一個家庭，那可以說他至少不再有祖國。”（托克維爾：《論美國的民主》下卷，董果良譯，商務印書館1988年版）盡管“新文人”執著於個人價值的實現，但他們仍然對極度個人化的“上海寶貝”們多少表現出反感，原因是在他們眼中，原子武的個人主義永不存在。個性的擴張需要建立在良陛的基礎上，個人秩序的建立應當是建設性的，而非破壞性的，像羅爾斯在《正義論》中所說的那樣，建立“成員們……能夠發揮各自優點與個性的‘人類共同體’”。從他們對“新新人類”的態度上，我們幾乎可以看見他們寬容的邊界。他們希望改變這種現狀，積極自由主義的身影，又在“新文人”中隱約閃現。當然，如前所述，他們不會再使用父輩們的舊招術，他們隻想借助語言的力量，因為在他們眼中，言說不僅是惟睢一，而且是最有效的應對途徑。
對於季節的更迭，人們除了適應，似乎沒有別的辦法。每個季節都在最大限度地修改上個季節的容貌，以顯示自身的價值。不同季節之間的差別遠遠大於它們之間的聯係，即使它們可能離得很近。但是，如果我們把時間尺度放大，就會很容易在舊歲中找出相似的影子。當我們關注二十世紀中國人的代際關係時，會發現代際的更迭具有“隔代遺傳”的特點，盡管幾乎每代人都對上代人的精神傳統提出質疑並進行修正，甚至這種叛逆行為還會帶有矯枉過正的誇張色彩，但是，我們不難從時間深處找到相似的群落。出生於極權時代後期、成長於開放初期的“新文人”，在某種意義上，成為文化複興事業的擔當者。他們要使思想和學術回歸它們自身，而不再為某某路線的貫徹執行提供動聽的修辭。他們是文化的信奉者，相信隻有文化才最終具有穿越時間和征服人心的力量。當文化擺脫了強權和外力的操縱，回到自身的軌道上，它的價值更值得信賴和尊重。從他們身上，可以看到五四一代知識分子的身影。他們的思想學術條件，惟有五四那代人有過，他們與其有精神上的一致性。他們逆著時間的流向，尋找五四弦音的中斷的地方，並從那裏開始自己的吟唱。他們不指望成為英雄，隻希望自己成為文化傳承的鏈條中不可缺失的一環。為此他們做好了足夠的準備，包括應對精神的箝製，和物欲時代的降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