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期以來，我個人對“新文人”一代的複雜心境主要來自他們自身的兩麵性，即交織在他們情感中的理想主義與反理想主義、消極自由與積極自由、學術本體與社會功用的複雜矛盾。我深刻地認識到選擇的艱難。這些矛盾，實際上一直纏繞著中國知識分子的心靈史。“新文人”的價值取向，關乎他們在代際鏈條中的定位，隨著時間的推移，我和我的同齡人逐漸意識到矛盾本身就是一個無法分離的整體，撇開積極自由去求取消極自由是不可能的。林毓生先生在1994年寫道：“傳統的自由主義者，特別強調消極自由（即提供個人自由的空間，至於每一個人在這樣空間之內是否主觀上感到自由，不是那麼重要），不強調積極自由。甚至強調消極自由到了反對積極自由的程度。現在開始有了一點轉變。主要是受到了黑格爾的某些影響。我過去也認為消極自由特別重要，而不談積極自由。固為我認為積極自由很危險，因為往往在談積極自由的時候把消極自由給消解掉了。但我現在覺得，應該更複雜一點。不能完全談消極自由，也要談積極自由。但有一點：必須在消極自由的前提下談積極自由，而不能在積極自由的前提下談消極自由。這很重要。”（林毓生：《熱烈與冷靜》，上海文藝出版社1998年版）“新文人”的最終進步體現於他們走出了簡單的二元對立的思維模式，從某種意義上說，正是理想王義和反理想主義、積極自由與消極自由等多種因素的對立統一，塑造了“新文人”的整體形象，使他們免於極端和偏執。
對“新文人”進行整體評述，現在還為時尚早，他們至今還是一個謎。人們往往隻能看到事物的開始而很難看到其結束。開始本身有時就是艱難的，尤其在五四傳統中斷半個多世紀之後，撥開紛亂的現實表象，重新回到五四的基點上，就是一項艱巨的事業，況且，五四精神也僅僅能夠為他們提供動力，遠非他們的精神目標。他們在時間的另一端等待自己，期待最終到來的不僅隻回音。也許隻有那時，才能說出關於這代人的謎底；也許，謎底像終點一樣承不存在。
2002年2月6日至10日
2月22日改於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