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1963年4月17日生於房山石板房村。那裏的房屋均用石板蓋頂，故得此名。這是一個從我懂事起，就總穩定在二十五六戶人家不變的小村，地處百花山腳下的大山皺褶裏，地理偏僻，村境貧寒。
但村風極淳樸--誰家有幾多雞畜，家家均清楚。人一旦出門，雖然屋門亦上鎖，但鑰匙放在何處，亦是一個公開的秘密。所以，誰家有遠客來，即便主人未在家，鄰人也能打開屋門，沏茶，燒飯，將客人伺弄得極為熨貼，感受到一種渾然的人倫溫度。
村風雖然淳樸，並不意味著生活就幸福。那裏的土地均是山坡地，土質瘠薄，十年九災（或旱或澇），收成無幾，仲春至仲夏，有兩季的飯食以瓜菜代之。那裏的勞動強度極大，近乎刀耕火種。但為了生存，人們還是極勤勉地耕作著：把種子埋進幹幹的坡土上，企望老天賜予收成。有人說，既然無兒多收成，種它何益！村人說，種不種是咱自己的事，收不收是老天的事，咱隻管好自己的事，心便放踏實了。就是說，山裏人把播種作為一種本分，他們執著地盡自已的本分，已無心考慮所謂同報，他們收獲的小再是實物，聽是做人的尊嚴。
但村人並沒有把村莊建設好，因為村人雖然有生命的自尊與豁然的境界，卻不具有眼界與知識，亦即未掌握助其改造自然的那一份必要的科學、技藝與文化知識。村裏人很少有自願讀書的，差不多都是小學都不曾讀完便去勞作。勞作雖然辛苦，卻感到愉悅，因為省心；讀書雖然身板輕鬆，卻覺得非常恐慌，頭疼難耐。就是說，村人祖輩的意識裏，均把讀書視為畏途。對知識的畏懼是山裏人根性上的缺憾。
我上小學的時候，父親當著村裏的支書，公家給他訂閱的報紙雜誌，我便有機會讀到，便獲取了大量山外邊的信息；感到山外邊的世界才更廣闊更具有吸引力，便也開始對身邊的父老兄弟不讀書不上進感到不可理解。另外，讀報的直接功利，是比身邊人懂得多，就顯得比別人聰慧。所以，就常聽到老人們的誇獎：這孩子是文曲星下凡。這種誇獎無意中堅定了我要有別於兄弟姐妹們，到山外幹一番大事業的信念。
我便刻苦讀書。
正好趕上我國恢複考試製度，我便成了村裏第一個通過上學讀書，考上城裏的專業學校，從此改變了“麵朝黃土背朝天”命運的人。
參加工作以後，回頭反思：山人閉塞，客觀上囿於地理環境的偏遠，但更重要的是幽用於心智的未曾開化、眼界的未曾洞開。村裏孩子比我聰明的大有人在，為什麼都退避到祖輩的循環裏去，關鍵是吃了不讀書、不求知，而遠離文化的虧。
再往深裏想，故鄉人的生活，在某種意義上說，就是一種自生自滅的生活。那裏的山再青水再秀，那裏的人性再美人情再純，山外人又怎麼能體察和品味得到呢？我便萌生了一個念頭：要當他們的代言人，把他們的生活情境揭示給世人。
我便開始寫作，寫了大量以故鄉山水人情為題材的小說與散文。以“埡裏風景”為總題的鄉土散文居然寫了近百篇，成了係列，出了書，有些篇章還獲了大獎，上了散文年鑒和權威選本。如《布鞋》、《雪狐的絕唱》和《中國媒婆》等等。但是靜下來翻檢已發表的文章，頗有“匍匐於鄉土，醉倒於鄉俗”的意味。那些篇，可能是一幅幅生動逼真的“風俗畫”，但夠不上深刻，還未曾有意識地挖掘出鄉俗背後的文化意義。另外，對鄉土的歌頌多於對鄉土的批判，亦有淡化傷痕與醜陋，刻意營造溫馨與美好的傾向。因此，我並不滿意於自己已有的“業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