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既是民族傳統文化的孑遺，又是現代文化的創造者，確立和堅守自己的文化品格是人文知識分子的自救之途，也是價值實現之途。人文知識分子在對外界進行“人文關懷”之前，首先應該做的，是自我的“文化關懷”。
是健全的，甚至是卓絕的文化人格，最終成就了中國的人文知識分子。
所以，登上滅一閣樓梯，餘秋雨不斷問自己：你是哪一代的中國書生？
確立了自身的價值坐標，中國文人才真正上路了。
在餘秋雨整合文明的“碎片”，艱苦地進行他的“文化苦旅”的同時，韓少功、張承誌、史鐵生和張煒等發出了“抵抗投降”，“重振人文精神”的呼喊。他們以激烈的話語方式，就理想、道德、靈魂、人格、崇高、純潔、價值、堅持、心想、宗教、抵抗等人文精神的構成元素展開議論，把精神“圍困”與精神“突圍”的衝突上升到人文知識分子的生存層麵。
“靈魂的救贖”成了韓少功們的話語主題，對“激情”、“血性”、“靈魂”的推崇，是他們靈魂救贖的題中之義，他們對人文環境中“政治功利主義”轉向“經濟功利主義”有深刻的反省--金錢也能生成一種專製主義，決不會比政治專製主義寬厚和溫柔。這種專製主義可以輕而易舉統治輿論和習俗，給不太貧困者強加貧困感，給不太迷財者強加發財欲，使一切有頭腦的人放棄自己的思想去大街上起哄，使一切有尊嚴的人賤賣自己的人格去摧眉折腰，中國文人曾經在政治專製麵前紛紛趴下，但願今後能穩穩地站住。
（《無價之人》）韓少功們認為，在爆炸似的資汛增量中，要抵禦工業技術對人的異化與奴役，就是要堅持精神的個性、原創性和真實性；人文知識分子要放棄對“道義”和“詩學”的任何懷疑，捍衛“道義”和“詩學”的純潔，堅守心中的“道義”和“詩學”，堅守精神至上的價值觀。這種捍衛，在張承誌那裏達到了極端化的姿態，他宣布“以筆為旗”，把“清潔精神”--道德理想主義，像宗教信仰般地，堅守到生命的終極。
韓少功們的散文，其文化意義在於：在20世紀末的文化轉型期，麵對“經濟功利主義”的人文精神的擠壓，以近乎宗教般的情緒做了激烈的抵抗，喚醒了人文知識分子對精神理想的堅守與捍衛，在知識分子文化人格的重構中具有重要意義。巴金的《隨想錄》代表著文學從“政治功利主義”的圍困中突圍；韓少功們的散文，則代表著文學從“經濟功利主義”的圍困中突圍。
但是，韓少功們與餘秋雨一樣，隻是解決了人文知識分子的自我救贖、自我立身和自我的精神關懷、人文關懷問題，對世道人心的現實關懷和人文關懷，他們還未顧及到，或者隻是擺出了一種姿態，尚未全麵展開。他們的“道德理想主義”，或“精神功利主義”，使他們的文化人格上缺少了必要的政治理性、社會理性和文化理性；他們的偏激與褊狹消減了對外關懷的能力，他們需要後繼者承繼他們的責任與使命。
進入20世紀90年代，相對寬鬆的政治文化環境，推出了一大批具有反思意義的散文著作。以邵燕祥、韋君宜為代表的一代老作家，以痛切的親身經曆寫作了一大批有關那個特定曆史年代的心血之作，包括《牛棚雜記》（季羨林）、《獄裏獄外》（賈植芳）、《人生敗筆》（邵燕樣）、《走出混沌》（從維熙）、《大躍進親曆記》（李銳）、《一九五七年的夏天》（朱正）、《思痛錄》（韋君宜）等。這批著作的問世把“反思文學”推向了極致，他們從“道義”和“良知”的根本層麵對20世紀中非理性的社會文化做了義無反顧的剖析與“清算”。他們的反思比巴金嚴重是深刻，他們的“抵抗”比餘秋雨、韓少功們來得徹底：他們從對客觀的曆史評判與反思，走向了深刻的精神內省。20世紀末的“反思”散文，通過寫作主體對客觀曆史的“非功利審視”，完成了深刻的精神內省，對社會理性、經濟理性和文化理性的建構發出了肺腑之音；並通過通透冷靜的話語態勢打破了思想禁區和文化壁壘，開辟了更廣闊的思維空間和文化空間，建立了“人本位”的思想文化基礎，為多元文化的存在和發展創造了極其寶貴的條件。“反思”散文的大量出現，標誌著中國的人文知識分子在20世紀末業已走向成熟，開始有了獨立的文化人格。這便是“反思”散文的文化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