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刻的文化反思背後，是呼喚建立更科學、更理性的新的思想與文化。而“反思”散文雖然具有強烈的批判精神和深刻的內省意識，但終究帶著舊體製的思想文化烙印，靠其本身還不能產生跨世紀的全新的思想與文化，這一曆史使命便宿命地落在了以“新文人”為主的新的思想文化主體上。
“新文人”這一概念是祝勇首先提出的。因為“新文人”身上具有有別人傳統文人的諸多質素，一經提出就受到了廣大人文知識分子的認可。“新文人”主要是20世紀60年代出生，在20世紀最後20年中國思想解放、世界文化空前活躍地碰撞的大背景下成長起來的一代兼具了學人和作家氣質的寫作者，主要以撰寫具有深厚文化內涵的隨筆為他們的話語方式。他們大都受過係統教育，有深厚的先天學養，具有吸納和承接文化傳統和現代文化的能力。幾代中國知識分子以血淚開辟的文化空間為他們提供了自由發展的土壤，使他們不再為“立身”問題而驚魂不定，而有更多的精力審視和研究社會文化的態勢與走向。
他們對20世紀末的中國社會有清醒的認識：“一元”社會在逐漸消解，多元的經濟畢竟要帶來多元的文化；所謂人文知識分子的“邊緣化”，正是意味著文化從“權力話語”和“經濟話語”中解放出來，擺脫依附，變成具有獨立品格的話語體係。因此，文學回歸於文學，人文知識分子獲得了更廣闊的自由發展的空間，他們的人文操作可以全然取決於心靈的取向，於是，對現實的批判和對現實的關懷成為可能，人文知識分子的價值失落是不必要的。同時，多元的文化空間，是知識分子的“公共空間”，它不被任何一種文化力量所壟斷，它是多種社會文化的集合體；那種“文化沙文主義”是違背文化理性的，是站不住腳的。社會文化正是在多元文化的互動中，共同構建的；不同文化之間需要的是相互的學術關懷與文化關懷，而不是文化霸權，更不是“精神功利主義”。
所以，以李書磊、伍立楊、王開林和彭程為代表的“新文人”散文寫作群體進入20世紀末的話語空間，便表現出深厚的文化底蘊，高度的文化自覺，超乎功利的智者心境，廣泛包容與吸納的學人胸懷，關注社會與人心的赤子性情，構築嶄新的社會文明的責任關懷，生機勃勃地活躍在文壇，為20世紀末相對冷寂的文化空間注入新的激情。他們的散文，承載著魯迅傳統和胡適傳統的雙重投影，介乎現實關懷和人文（學術）關懷之間；既有生命的激情，又有學理上的沉著，既有獨立獨行的現實批判，又有固守知識分子的終極理想，傳達出“金石般的心靈之聲”。他們作品數量之多，文質之高，在文壇引起極大關注和震撼。用劉心武的話說，“新文人”的散文成就獲得了文化人的“符號價值”。
所以，“新文人”散文的文化意義在於：它使五四文化運動以降構建的現實與文化雙重關懷的散文精神終於得以回歸；這種回歸不是平麵的回歸，而是融入深刻的社會理性和文化理性之後的重構。它將以健全、獨立、寬容和自覺的文化品格，成為跨世紀文化的話語主體。
回眸20地紀中國散文，筆者感到了蒼涼與悲壯--20世紀中國的散文精神，就是20世紀的中周文化精神；因為每刮中國文化生存和發展的關口，都是中國散文尋求到了立身和前行的路徑；中國散文代表著中國文化的光榮與夢想。
2.“新文人”論
正如劉心武先生所說，“新文人”是20世紀末一個值得重視的寫作群體，是20世紀巾國文壇一群姍姍來遲的主角；其獨特的寫作視角、強勁的創作勢頭和豐厚的文學成果使其成為文壇最耀眼的一道風景，顯示出極其獨特的價值。但“新文人”的寫作並未獲得應有的地位，除了文學整體地退出社會的中心話語的原因之外，“新文人”創作的理論建樹不足，或從未形成自覺的理論關懷，是最主要的原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