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新文人”及“新文人現象”是市場經濟發展的必然產物。
進行有中國特色的市場經濟建設，使中國進入了市場時代。多元的經濟必定要產生多元的文化，與世界接軌的經濟也必定帶來與世界接軌的文化，中國凶市場經濟的發展，才有了真正意義上的思想解放。因為文化環境相對寬鬆，活躍的世界文化大量湧人並在本土上合理碰撞，形成多元文化並存的社會局麵；昔日依附於政治依附於意識形態的所謂主流文化不斷被消解，民間話語有了表達的可能，各種流派也得以自由發展。文化空氣的相對自由，使文人的寫作全然取決於心靈的取向；世界文化的介入，又給義人提供了廣泛而深刻的文化參照，使他們的寫作能立足於先進的思想與文化之上，產生一種嶄新的世紀文化。
“新文人”正是緊緊地抓住了這樣的曆史契機，自覺地投身其中，漸漸成為新文化的建設主體。
市場經濟造成的多元化局麵，還有一個重要作用，便是使任何一種文化存在都具有了它應有的文化意義。激進者可以將傳統文化視為現代化的絆腳石；但他們一進入理性的思考，又不得不從傳統文化那裏借用誘人的邏輯。保守派可以視西洋文化為非理性的異類；但每有新思，卻瞠目地發現自己的所得早已有現成的觀點記在異國的冊籍裏……泥土與崇洋、保守與激進，其極端化的道路都已走不通；退閉與盲從都會陷入昏蒙之境--多元的文化社會，需要包容開放的文化心態。而“新文人”正是少門戶壁壘、少禁忌因襲，以包容開放心態直麵中國文化和世界文化、傳統文化與現代文化的一群。他們摒棄了狹隘的文化觀，他們具有了大文化的曆史隻眼；他們的文化胸懷，注定了他們的文化作為，他們必然要脫穎而出。
（三）“新文人”及“新文人現象”是思想文化發展的必然產物。
中國改革開放以降的各種寫作現象，無論是劉心武們的“反思文學”，盧新華們的“傷痕文學”從維熙們的“大牆文學”，梁曉聲們的“知青文學”，還是張承誌們“清潔的精神”，韋君宜、邵燕祥們的“思痛錄”……幾乎都在“反思文學”或“文化反思”的範圍內。“反思”是一個大的曆史文化範疇，它包括對政治的反思，對經濟的反思和對文化的反思。這是中國社會發展的特定曆史所決定的，既是一種不可逾越的“社會現象”，又是一種不可逾越的“文化現象”。20世紀末，一代老作家以痛徹的親身經曆寫作了一大批有關那個特定曆史年代的心血之作，包括《牛棚雜記》（季羨林）、《獄裏獄外》（賈植芳）、《人生敗筆》（邵燕祥）、《走出混沌》（從維熙）、《大躍進親曆記》（李銳）、《思痛錄》（韋君宜）等等。這批著作的問世，把“反思文學”推向了極致；從客觀的曆史反思，走向了深刻的精神內省。“文化反思”打破了思想禁區和文化壁壘，開辟了更廣闊的思維空間和文化空間，建立了“人本位”的思想文化基礎，為多元文化的存在與發展創造了極其寶貴的條件，有其不可磨滅的曆史作用。但“反思”不是終極目標：思想文化的反思，是為了建設與先進的經濟基礎更為適應的更科學、更理性的新的思想與文化；而“反思文學”雖然是當代的，卻又是曆史的，它雖然具有強烈的批判精神，但終究還帶著舊體製的思想與文化的烙印，靠“反思文學”本身不可能產生跨世紀的全新的思想與文化；這一曆史使命，便自然而然地落在了包括“新文人”在內的新的思想文化主體身上。
（四）“新文人”及“新文人現象”是其自身成長條件的必然產物。
“新文人”的成長過程，處在20世紀末良好的學術與教育環境，他們大都接受過完整而係統的教育，無一不從小學到大學順順當當地一路走來；其中許多人還是雙科學士、碩士、博士，有的留過學，對中國古典和西洋文化，不僅是憑愛好接觸，而且還係統地上過課、考過試，還至少都通一門外語。這區別於以往幾代作家，乃至稍後的知青作家，甚至再晚到王朔這一代。工朔還因此產生了濃重的“非知識分子”情結：不是我們不好學，也不是我們不聰慧，是時代的大門把我們關在了外麵。正如牧惠先生所說：“這一代作家最大的優勢在於形成了合理的知識結構。”這一點極為重要，它使“新文人”有了堅定的文化質素和較豐富的文化湧養，能以更人性、更理性的目光關注紛繁複雜的現實生活，努力開拓民間話語空間，充分表現出年輕的知識分子特立獨行的一麵，以及更為自由的精神境界。“新文人”的自身質素，使他們有能力承接世界的先進文化，行遊於多元文化的廣闊空間中，創造出更新鮮更生動更殊異的現代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