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壇宿將劉心武先生，以特有的眼光，對“新文人”的特征予以嚴謹而持正的概括。他認為：“他們（‘新文人’）雖然意在持續上‘五四’時期的文人傳統，卻也不是述舊一派，和時下的‘新國粹’或‘後國學’等派不同，他們精研中國古典卻並不沉迷於‘古色古香’；當然他們也不是崇洋一族，他們通洋文，能讀乃至能譯洋書，文章中既能拈來古典亦能糅入洋典，大體上是立足於運用人類共享文明，中兩合壁，融會貫通；他們守書齋而不遁世，直麵市場而不隨俗，關注社會進步民間疾苦卻不主張金剛怒目橫掃暴跳，心平氣和陶冶性靈卻不淡化良知消解正義，他們清醒地知道白己難以做到什麼，從而更執著精心地去做自己能做到善事美事……”（《祝勇作品集--，在夢中擱淺序》）。由此可見，深厚的文化底蘊，高度的文化自覺，超乎功利的智者心境，廣泛包容與吸納的學人胸懷，關注社會與人心的赤子性情，推動社會進步建設人類文明的責任襟袍……構成了“新文人”鮮明的個性特征。
“新文人”以他們的文章及他們的精神生存方式，構成了一種文化現象，即：“新文人現象”。這種現象的構成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麵--
（一）其寫作活動極其活躍，文章廣泛發表丁各種思想文化及文學藝術報刊上，包括《讀書》、《方法》、《博覽群書》、《隨筆》、《文彙報》、《文彙讀書周報》、《羊城晚報》、《北京晚報》、《南方周末》、《書屋》、《書與人》等熱點報刊，形成一種強烈的媒體衝擊。
（二）展現其創作實績的出版活動形成規模。有劉心武主編的《藍焰文從》（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祝勇主編的《新銳文叢》和《聲音的重量》（前者為中央編譯出版社，後者為作家出版社）；彭程策劃的《綠階文叢》（大象出版社）；興安主編的《蔚藍色天空的黃金》（中國對外翻譯出版社）；顧港主編的《青春的抗爭》（工人出版社）；王久辛主編的《青年散文家八人集》（敦煌文藝出版社）和伍立楊策劃的《三聲文叢》等、這些大規模的出版活動，使“新文人”創作在讀書界產生廣泛而深刻的影響，奠定了“新文人”在文壇的地位。特別需要指出的是，後期由世界知識出版社推出的祝勇的三卷本文集《祝勇作品集》和分別由中國文聯出版社、大象出版社推出的他的《改寫記憶》、《走出“五四”的創世神話--論十大關係》，在“新文人”寫作群體中產生了巨大的反響；因為，這不是一般意義上的個人文集，它是“新文人”寫的一個重要的代表性成果，它標誌著“新文人”已逐漸成為21世紀中國創作界的話語主體。祝勇是“新文人”寫作的自覺的發動者、組織者和開拓者，這是個不爭的事實。
（三）“新文人”已經形成了較為穩定的寫作主體。其主要成員有：祝勇、伍立楊、孫鬱、凸凹、彭程、李書磊、韓毓海、李潔非、王開林、韓春旭、止庵、餘傑、冉雲飛、劉江濱等。這個常寫作主體的成員都具有豐碩的個人創作成果和穩健的創作實力。他們主要來自學界、報界、出版界、學院和科研單位等文化領域，也有來自市井和鄉間的執著的讀書人，有較為多元的分布。
二、“新文人”產生的社會背景及條件
“新文人”及“新文人現象”的出版，不是孤立的，更不是偶然的，有著深刻的社會背景、曆史背景和文化背景，具有產生和發展的必然條件。
（一）“新文人”及“新文人現象”是社會變革的必然產物。
改革開放二十年以來，經過對“十年動亂”的清算，對極“左”極“右”的反醒與批判，舊體製的框架已被徹底打破，不合理部分自然淘汰，其合理部分在改革中被有機地保留與轉化；新體製已開始建立，並發生效力；但新的社會運作依然自嚐試與探索之中；亦就是說，中國的社會變革已進入“磨合期”。磨合不是停滯，而是在調整和碰撞中建立合理的內部秩序，為即將到來的發展時代奠定先進的體製基礎。在社會變革的“磨合期”，任何動蕩與偏頗都是有害的，需要穩定的社會環境和高度的社會理性。社會理性的特征：是調整而不是破壞；是包容而不是偏激；是智者的智慧關懷而不是盲目者的感情衝動。社會理性，除了政治理性、經濟理性之外，還需要相應的文化理性與之配套和對應。而“新文人”的創作，正是具有高度的文化自覺和文化理性的寫作活動，是適應變革要求促進社會發展的文化存在。所以，“新文人”寫作作為文化理性的一種存在方式，是社會理性的組成部分，是社會變革的必然產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