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我寫完這部書稿時，正值6月，忽然想起，我是在2004年6月從作家出版社副總編輯的崗位上退休的，至今恰好整整5年。我並不戀棧，但5年來，也許是幾十年凝聚的文學編輯情結，文學出版界的曆史雲煙和時代風潮，依然時時刻刻在牽動我著敏感的神經。尤其是兩年前，《文彙報》發表的一篇《“四大名編”的故事》，一下子觸發了我要為我所景仰的前輩名編立傳的心願，也選擇了4位名編，即蕭也牧、江曉天、李清泉、王朝垠的故事，寫成了《也說京城名編》一文。拙文在2007年10月7日《文彙報》上刊出之後，接連有好多位文學界的師友打來電話，給了我很大的鼓勵。還有些未看到這篇文章的朋友，打電話來問我要那期報紙看。而那時我尚未收到樣報，就想先找一張給病得已骨痩如柴的江曉天看看。我找到芳鄰李興葉先生，結果他說：“這張報紙我不能給你，因為你寫的4個名編中，有兩個是有恩於我的，江曉天是我在中國文聯理論研究室工作時的領導，還為我的長篇小說《帝國的草原》三部曲寫過序，我最早的一個短篇小說，又是他推薦給李清泉在《人民文學》上發表的。但對他倆在文學編輯事業上的成就我過去了解不多，所以，你這篇文章我得好好保存起來……”過了些天，我遇見興葉兄，又說起這篇文章。他說：“可惜《文彙報》隻能提供給你一個整版的篇幅，讓人看得不過癮。你能不能在此基礎上，擴展成一本20萬字的書呢？”
我當即接受了他的這個建議。這是因為《也說京城名編》原本寫了近兩萬字，除了蕭也牧、江曉天、李清泉、王朝垠，還寫了張羽和人民文學出版社的幾位名編，但想在報紙上發表，就不得不“削足適履”，壓縮到一萬餘字，所以才使他讀罷有了一種“不過癮”的感覺。然而，有精彩故事的京城名編何其多矣，即使是寫二三十萬字，恐怕也寫不周全，無論遺忘了誰，都是一種不該原諒的憾事。於是，我就想，不如單寫江曉天和蕭也牧當年帶領的那個出色的編輯團隊。寫這個團隊的理由，我在《也說京城名編》一文的開篇部分，就提到了：
上世紀末，我在參與“百年百種優秀中國文學圖書”的編輯工作時，發現從建國到“文革”前的十七年中，入選的長篇小說共六部，除《保衛延安》、《青春之歌》是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而外，其餘四部，即《紅旗譜》、《創業史》（第一部）、《紅岩》和《李自成》（第一卷），都是由中國青年出版社出版的。此期間入選的中短篇小說及散文集，隻有孫犁的《白洋澱紀事》，也是出自中青社。由此可見，那時中青社的文學編輯實力，處於全國的領先地位。然而，中青社擔負文學圖書編輯工作的，隻有一個編輯室，江曉天、蕭也牧當年分別是編輯室的主任和副主任。他倆誨人不倦，手把手地帶出了張羽（《紅岩》責編）、黃伊、畢方（《創業史》第一卷責編）、王扶（後任《人民文學》副主編）等一批優秀編輯，形成了一個精誠合作的集體，在抓稿、編稿方麵自有一套非凡的功夫。興葉兄很讚賞我的這個采寫方案。於是，我就先奔江曉天家，開始了采訪和資料的捜集工作。老江很歉虛，說：“你就不用寫我了吧，集中精力先寫蕭也牧吧。他是建國後第一個挨‘棍子’的作家，《紅旗譜》的責編、《紅旗飄飄》叢刊的創辦人，‘文革’中又為保衛《紅岩》被整死了，在當代文學史上的地位可不是其他名編輯可以替代的！我覺得，你能為他立傳的話，比寫一個開國時的將軍或省委書記還要有價值。”
老江這番真誠的話，對我啟發很大。於是，我的采訪和資料捜集工作，就先圍繞著蕭也牧進行。可是，當一些重要的采訪線索接連中斷之後，我就覺得自己動手太晚了。最了解蕭也牧的張羽和黃伊已不在世了，等我眾裏尋他千百度，終於和蕭也牧的大兒子聯係上時，方知蕭也牧的夫人李威也在我準備采寫這本書時含恨長逝了。加上一些雜務的幹擾，使我的采訪和搜集材料工作斷斷續續進行了近一年，也未能開筆。直到見到張羽的遺孀楊桂風，得知張羽生前曾想寫《蕭也牧傳》，並把張羽當年采訪李威、康濯等的一批采訪記錄慷慨地提供給我之後，才使我掌握了許多珍貴的史實，揭開了一些鮮為人知的事件真相，開始了《蕭也牧悲劇實錄》的寫作。尤其是建國初丁玲、馮雪峰對蕭也牧創作傾向的那場批判運動的來籠去脈，我終於疏理清楚了。而當代文學史上的這場公案，丁玲一向是以勝利者自居的。直到我的《蕭也牧悲劇實錄》在《江南》雜誌上刊出上篇時，我在首都圖書館借到剛上架的《纖筆一枝誰與似－－丁玲》（人民日報出版社2009年1月出版）一書，發現在這本厚達476頁的傳記中，竟然把對蕭也牧的批判，還是放在《為了新中國文藝的繁榮》一章中寫的。其中，第367頁關於毛澤東與丁玲在雲峰巢的對話，比我在《蕭也牧悲劇實錄》中引用的還要詳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