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分：蕭也牧悲劇實錄）
我最早知道有一篇叫做《我們夫婦之間》的優秀短篇小說是1989年。那年，被人們尊為“國刊”的《人民文學》雜誌，編印了一本精美的“創刊四十周年紀念”冊。紀念冊扉頁是1949年9月毛澤東應首任主編茅盾之請為《人民文學》創刊的題詞：“希望有更多好作品問世”。正文開篇則是概述《人民文學》四十年輝煌曆程的《合訂本作證》。該文自豪地說：“一批來自解放區的作家、詩人，成為《人民文學》初創時期的主要撰稿人。我國現代文學前輩的重要文章，大多發於《人民文學》。新中國文壇上第一批湧現的新作者，在《人民文學》上獻出了他們的處女作和成名作。”接下來，列舉了這批“文學精英”所寫出的好作品，赫然排在首位的，就是蕭也牧的《我們夫婦之間》！
1999年，我在作家出版社主持“中華人民共和國五十年文學名作文庫”的編選和出版工作，約請陸文夫、崔道怡主編《短篇小說卷》，該卷的首篇，也是《我們夫婦之間》。小說文末注明：“1949年秋天，初稿於北京。重改於天津海河之濱。”這就是說，《我們夫婦之間》是一篇幾乎與新中國同時誕生的小說，是當壇文壇上綻放的第一朵鮮花。它原載於《人民文學》1950年第一卷第三期，那時我還是不足10歲的放牛郎，因此，直到1999年，我才第一次看到這朵“重放的鮮花”。
熟悉當代文學史的人們一定記得，在改革開放之初，上海文藝出版社推出的《重放的鮮花》曾轟動一時。《重放的鮮花》是一部多人作品合集。1956年至1957年上半年，“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政策給中國文學帶來勃勃生機，出現了一批眼光敏銳、關注社會問題的青年作家和詩人，產生了一批揭露社會弊端的特寫和小說。不久，“反右”運動給這批青年作家帶來厄運，其作品被徹底否定，打成“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大毒草”。二十多年後，這批包括王蒙、劉賓雁、陸文夫、劉紹棠、鄧友梅、公劉、流沙河、李國文在內的當年的青年作家獲得平反改正，重返文壇，成了新時期文學的領軍性人物。蕭也牧也是被錯劃的“右派分子”的，隻因他的作品早在建國初期就被封殺，幾乎被人遺忘，像《我們夫婦之間》這樣開風氣之先的重要作品，就未能得以收入《重放的鮮花》，再見天日。但有心的當事人是決不會忘記這朵新中國最早綻放的小說奇葩的。1985年7月9日，《人民文學》第一任小說組組長的秦兆陽撰文回憶說：“《我們夫婦之間》原稿的文風非常樸實、自然、簡練，字跡也十分工整清秀。那時《人民文學》來稿的水平很低，不作修改就可以發表的稿子幾乎沒有，收到這樣主題新鮮而又不必加工的稿子，自然喜出望外，所以就一字不動，立即選送主編審查，在《人民文學》上發表出來了。”（《隨筆》1987年第4期）請注意，審查批準發表《我們夫婦之間》的主編，正是時任中華全國文學工作者協會（1953年改名為中國作家協會）主席的茅盾先生。